高务实对叶赫部一直态度不错，但归根结底，这并不代表他对叶赫部就毫无防备。叶赫部的二位贝勒即便现在是他的大舅子，那也无法改变他们是女真部落这一事实。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可能过于极端，毕竟此时的大明也有许多并非汉族的其他少数民族，他们并没有“其心必异”。远一点如马芳，近一点如麻贵，都不是汉人嘛，可谁能说他们不是大明忠臣？
不过，这种忠诚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他们所在的民族汉化程度都已经很高，而且也长期接受大明这样一个汉族皇权的统治，早已形成了惯性。
与此同时，大明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歧视，基本可以说是一视同仁，甚至某些时候还有些许优待——比如老早就说过的，边军中的回、蒙等族往往占据相当比例，而大明也很尊重他们的某些传统，特意为他们制定一些与汉军不同的规矩。
然而，女真人现在可没有取得这样的地位。
他们虽然早就是大明所谓的“藩篱”了，但彻彻底底听从大明号令的时间可不算久，最多也只能推到高务实出任辽东巡抚那会儿——这才多少年啊，怎么可能让大明朝野上下都把他们当做自己人？
即便是高务实自己，他也只敢保证自己在位一天则女真人绝不敢反明。可是，如果自己不在位了，后来的朝廷又改变了作风，把胡萝卜和大棒抽掉了其中之一，那后果如何又有谁知道呢？
说到底，问题有三个方面：女真人彻底归附的时间不够长，汉化的程度不够高，部落制的特点太鲜明。这三个问题不解决，朝廷就很难完全信任他们，自己也就不能太“宠信”他们，否则一定引起朝野议论，甚至成为政治把柄。
归附时间不长，这一点是没办法的，高务实又不是神仙，改动时间、改动历史这种神力那是肯定没有的。不过好在，这一点可以用其他方法遮蔽。遮蔽的办法也不难找，就是从“汉化程度不高”着手。
简单的说，如果女真人的汉化程度极高，几乎就和汉人一模一样，那“归附时间不长”就不是问题了。
这就好比秦汉之后的中国，你是关中人还是关东人，是河北人还是河南人，这根本不会构成额外的统治成本——反正你说的都是汉语，写的都是汉字，承认的正统都是汉文化。因此，即便一个新王朝崛起击败旧王朝，它也不会因为什么民族问题而导致统治艰难。
所以不得不说，秦始皇的确是千古一帝，“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属实是划时代的大杀器。书同文意在沟通，车同轨意在交通，统一度量衡意在流通。
很多人以为汉字既然起源基本一致，那么它看起来就算有所不同，也至少应该能够互相辨认。其实不然，战国末期的六国文字大相径庭，一个秦国普通读书人去了齐国，基本上是读不懂齐国文书的，反之亦然。无论是秦人去齐国还是齐人去秦国，他们到了当地要看书都得带翻译才行。
秦统一文字，今后大家都以小篆和隶书为准，这是第一次让后世的汉文化有了一个统一的交流方式，尽管它还只是书面形式。别挑刺说秦始皇没有统一读音，那玩意不进入现代社会根本不可能搞定——想想现在还有多少老人不会说普通话吧。
车同轨相比书同文则更容易被人忽视，甚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里的“轨”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秦始皇的车同轨简单来说就是，规定车辆上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轮的距离相同。
作为现代人，看到这里的时候第一反应可能是：就这？这有个毛线的意义？你嬴政怕不是强迫症晚期，这鸟事也要管！我买个大型SUV轮距两米多，买个微型车轮距一米六，你管得着吗你？碍你什么事了？
不好意思，这就是脱离历史看历史了。
当时的路可不是现在的水泥路、柏油路，而且一旦损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安排维修养护，保证路面质量。当时的路是什么路？答曰：土路。
新世纪后，红朝乡村振兴战略一开始的时候干了一件大事，把乡下的路都修成水泥路了，这是一项伟业！但也因为如此，所以年轻一些的人或许没见过除了乡间小道之外的“宽阔土路”，对于在那种土路上“陷车”的情况缺乏直观认识。
事实上，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前，很多基建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别说乡道这种级别的路面了，就算省道也经常破破烂烂，一下雨就是坑坑洼洼犹如月球表面，稀泥巴没膝也是常事。在这种路面上，自然经常有车辆陷入坑洼之中不得脱身。
而在古代，城市以外的路面最好也不过就是夯土，也就是压硬的土路。这种路虽然经过压实，但晴雨交加之中长期行车就会轧出车辙，这种车辙可不是想象中的“浅痕”，往往有二三十厘米深——那意味着行车时有小半个车轮都会在车辙之中。
正因如此，古代在外行车如果碰到两车相会，由谁避让谁就是个大问题，因为你要把车辆从如此深的车辙中强行掰出来，那可不是一点小功夫。以至于发展到后来，官员之间在城里的轿子该由谁避让谁都会被制度化，根源也出于车辙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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