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诩主持新收复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照例向崇高派出了土地改革工作队。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崇高方面居然肆无忌惮的抗拒土地改革。
释嘉不仅驱逐了兴汉军派出的士地改革工作队，还宣称崇高地属太室山管辖，本是方外清静之地。红尘地方官员不得介入干涉，否则后果自负。这就惹恼了主持土地改革的参谋长贾诩。
贾诩知道——太室山当年与兴汉王有过一段香火之情，他不敢主动破坏双方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派人向陈留行宫请旨。毕竟太室山情况特殊，不能按照寻常势力对待。
刘正接到了贾诩的书信之后，只是提笔回了两句话：兴汉国的百姓一律平等；兴汉国中没有法外之地，更没有法外之人。方外之人也在法内，名山古刹也是红尘。既然是红尘，就得同遵一套法。
贾诩接到了刘正的信之后，终于明白了法制的真正含义——法不容情，标准唯一才是硬道理。崇高和太室山，既然立足于中原大地，那就没有超然物外的权利。这就是兴汉国执行法制的决心。
崇高的存在是特殊势力对兴汉军的一个试探。贾诩想要告诉世人——曹魏解决不了的特殊势力问题，兴汉军一定会不折不扣的解决。
贾诩为了保障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特意派人到阳城山大营调兵。打算文的不行就动武，反正兴汉军的土地政策不允许有丝毫的折扣。
太史慈本来没有把嵩高放在眼里，却没有想到会留下一个尾巴。刘正的书信到了阳城山大营，上面只有一句话——骄兵必败。他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挑衅，于是就亲自点了一员副将，带领两万陈留镇帅军奔赴崇高。
贾诩亲自赶到崇高城下，又一次派出了使者，申明了兴汉军土地改革的决心和方外之人也生存在法内之地，必须要接受法制约束的态度。
这是先礼后兵，兴汉军执掌天下大势，对于“理”的融会贯通已经到了一个极其高深的地步。每一个举动都符合兴汉安邦的至理。
崇高和太室山都纳入了兴汉国的掌控之中，国无二法的标准不容更改。佛度有缘人可以，佛度犯法者不行。佛法大不过国法，这就是兴汉军对三教九流的态度。
释嘉不敢像驱逐乐进那样对抗兴汉军，忙把贾诩的态度上报给了太室山的主持方丈释恩大师。兴汉军与太室山能不能和睦相处，就得看释恩大师的态度了。
释恩大师深研佛法，知道这一场争端不可避免。只不过是看哪一方顶不住压力先让步而已。他只能传信释嘉：允许阳城土地改革工作队进入崇高执行新的土地政策。同时邀请贾诩到太室山论道。以论道的结果决定十万百姓的命运。
太史慈怕贾诩出事，坚持不肯让他独自上太室山。贾诩拗不过太史慈，只好令其扮作书童一起上山论道。这是一场理念之争，也是一场看不见刀光剑影的战斗。
双方一见面就火药味儿十足，释恩大师瞄了太史慈一眼，双手合十的问：“太室山清静之地，为何不得清静之法？”
贾诩一针见血的说：“大师穿在红尘，食在红尘，栖身红尘，行走红尘。既然处处不离红尘，又何来清静之说。即便是心不动，红尘也无处不在。有红尘必有法，大师想要用一家之法代替国法吗？”
释恩大师问：“法为人所使，必有善恶之分。庙堂无道，江湖救急也是人之常情。”
贾诩回答说：“法无善恶，标准必须要唯一。但凡是那些乱法的人，必须要受到惩处。人有好恶，一切都是随心所欲。侠以武犯禁，救得了一时也救不了一世。倒是法制永恒，令天下人有章可循。才是天下百姓最大的福气。”
释恩大师再问：“要是法制无处不在，又何需我等方外之人行走红尘？”
贾诩说：“劝人向善，忠勇信仁义。太室山的一切源于红尘。人是红尘的人，物是红尘的物。即便是那敬佛用的香，也是红尘中人所制造出来的东西。红尘有法，覆盖四海八荒。”
释恩大师沉默了，太室山传承千年，已经习惯了脱离红尘的特殊状态。如今看来，这样的自我陶醉其实有些着相了。水是山泉水，九天之上来；落入红尘里，百花由此开。避不开的是红尘，躲不掉的是因果。
太室山十万百姓，终究归属于兴汉国。家规治民，国法治民。最后还是国法为大。百姓深入红尘，又怎么可能逃离法制的约束。太室山地方太小，抗拒不了大势洪流。
释恩大师说：“太室山也属尘世红尘，愿意接受红尘法度的约束。”
贾诩说：“当年兴汉王上太室山，留下了一幅墨宝——劝人向善，便是传世根本；主动行善，即可发扬光大。”
释恩大师闭目合十，不再有任何的言语。这一场论道，太室山心服口服。袈裟也是红尘俗物，即便是受了熏陶，也掩盖不了人的红尘之心。
崇高的问题终于解决了，由黄巾军大起义所引发的十万乡民入太室山的历史遗留问题，直到这一刻才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至于如何定义和规划太室山，贾诩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而是劝释恩大师到五大山城自行领悟。存在即是有道理，想要传承得靠人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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