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已入夏，艳阳高照，热浪滚滚，蝉鸣阵阵。大明京师内外的树木似乎都被高温烤得喘不过气来，一棵棵、一株株尽是垂头丧气的模样。
近年来的气候真是越来越怪异了，冬天极寒，夏天极热。去年冬天，运河北方段的封冻期高达百日，以运河为枢纽的商业带停摆三月有余，无论商家还是农家，乃至北方一些工场都叫苦不迭，盖因为打乱了生产与商贸的节奏。
而在南方，居然连两广北部都发生了暴风雪，虽然为时不长，但足以令人震惊，也毫无疑问的给当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如今到了夏日，则全国上下都立刻进入炙烤状态。短短十余日内，高务实便在内阁接到四十七府、一百一十五县的旱灾求援急奏，其中一些地区还爆发的蝗灾。
水灾、旱灾往往不是一时可以急救，更多的是依托事前建立的水利系统进行调节。然而，大明朝在这一点上乏善可陈，大型水利工程除了治理黄河之外基本没有值得一提的，而治理黄河无非是中国数千年来的常态，也谈不上功绩。
直到十来年前，高务实地位上升之后才得以推动一些中小型水利工程。他的办法说来不难，主要是在高拱当年的考课法中添加KPI项目——比如将某地官员新修或翻新加固水利项目若干里纳入考课范围。
当然，对于修建或翻新加固的水平，是要通过工部外派官员及当地巡按进行双重查验的，而户部还可能对其中部分项目进行支出审计。
如今的大明，应对水旱两灾之能力对比十年前可谓颇有进步，但由于天气极端异常日益严重，客观来说这些水利设施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各项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眼下高务实能做的也只是在赈灾、移民等问题上下功夫，避免产生饥荒、激起民变等。尤其是民变。
民变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能加剧灾荒——人都去造反了，地谁种，灾谁救？无非是通过战争消灭大量人口，从“根子上”解决了人多地少产出不足的问题。可是，谁是那该死的人呢？那些被无辜卷入战争的普通人，尤其是老弱妇孺，他们难道就该死吗？
所以，灾害期间的赈济与流民安置，被当做眼下朝廷的第一要务。至于第二要务，那就是处理蝗灾问题。
高务实为此两件大事忙碌了数月，连日本、南疆、西北的事情都关心得少了许多。在短短半个月时间里，高务实主持召开了六次救灾会议，其中两次是御前会议，讨论救灾办法。
旱灾这一块倒是无甚多说，都是惯有的一套体系，高务实召开会议也只是把各个地区的责任人落实到位，三令五申其救灾任务要被纳入考课。皇帝似乎也因为高务实的高度重视而重视起来，下旨严饬救灾不力的四名地方官，将其中两人发配辽东充军，另两人一撸到底且“永不叙用”。
接下来就是蝗灾问题了。蝗灾不仅威胁到了粮食生产，还会给朝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首先，在蝗虫灾害频发时，朝廷的税收得不到保证；其次，蝗虫爆发也极易引起暴动，因此历朝历代都十分关注蝗虫治理，并制定了很多政策。
中国有记载的蝗灾可能最早在周幽王时期，《诗经》中有云“田祖有神，乘畀炎火”，可见在当时祖先们已经懂得用火来消灭蝗虫。
不过农业社会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社会生产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能力有限，便对蝗虫这种灾害进行了神化。如孔子、董仲舒、班固等人都认为，蝗虫灾害发生的原因是统治者的恶政，他们认为蝗虫是上天给统治者的惩罚，他们也坚信蝗虫是“神虫”，不能杀死。
在这种思想下，当时很多人对于蝗虫采取了消极态度，任由蝗虫啃食庄稼。在唐朝前期，很少出现有官府组织的灭蝗运动。
到了唐朝后期，这种思想逐渐转变。唐玄宗时，山东爆发了蝗虫灾害，宰相姚崇主张灭蝗，虽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最终还是得以实行。最后山东地区的蝗虫灾害得到了控制，此后，朝廷还设置了专门的“捕蝗吏”来管控全国的蝗虫治理工作。
自此，中国古代社会对于蝗虫灾害的治理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历代统治者推出了很多政策。而此时高务实连续召开会议，就是要将各种治理蝗灾的经验和办法总结起来，印发下去，指导各地进行治理。
根据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商定的结果，内阁针对当前严重的蝗灾做出如下指导：
首先完善了奖励制度，鼓励民众捕蝗。如朝廷规定：凡是捕获蝗虫一斗者，给钱五十文；捕获更多者可折价奖励明联储小额银票。
同时，针对中国自古以来的宗族社会特性，以及“皇权不下县”的特殊国情，内阁特别规定：对于主动组织民间集体捕蝗达到一定数量者，除给予金钱奖励之外，还考虑给予三等荣爵——即指由当地官府推荐、巡按御史查验之后提交内阁，内阁再票拟呈送皇帝，通过者将被赐“荣爵”。
荣爵，这是高务实半年多前才提议推出的一项新制，是对地方良绅的一种褒赏，主要是荣誉性的，当然也有一定的实惠。根据高务实的提议，这项制度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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