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赵志皋为首的心学派目前迫于形势，只能赌高务实会“自恃功高”，继而张狂跋扈起来，用后世的流行术语来说就是“飘了”。
高务实不是没有“飘了”的地方，例如他对日本在当前局势下可能做出的反应，某种程度上就有点飘——他认为包括德川家康在内的日本精英现在都是秋后的蚂蚱，对于他的步步紧逼只能步步退让，最终交出一切权力，任由他来宰割。
这样的“飘”是一种建立在绝对实力基础上的自信，是他认为日本在丰臣秀吉死后已经不可能再拧成一股绳，他多的是办法能够拉一派、稳一派、打一派，继而完成他那修订过几次的“日本计划”。
不过之所以说还是有点飘，则是因为他毕竟没有亲自去和日本那些重要人士见过面，对于日本的了解、理解主要源自于前世的史书、文学、影视乃至于游戏作品，即便其中大部分情况的确是基于历史原貌的，但仍免不了有些脸谱化的肤浅。
这就导致他以往最拿手的“料人如神”多多少少会出现偏差，例如他现在就不清楚德川家康实际上一直在想办法团结内部，希望保持日本战后的稳定，不让他有机可乘，特别是不让他有直接出兵干预的冲动。
当然，德川家康也同样有失算的地方，那就是他不知道高务实也在做两手打算。即朝廷愿意直接出兵的计划和朝廷不肯直接出兵的计划，在这两个不同的计划下，高务实要做的事情其实也不相同。
总之，在京华可以毫无顾忌施展力量的范畴内，高务实多多少少是有点飘的。但赵志皋他们却不知道，其实在国内政治问题上，高务实不仅从来不飘，甚至小心谨慎到令人难以置信。
高务实前世就是个历史爱好者。有道是“读史使人明智”，读过的史书越多，就越能深刻的理解一个人在君权政治下应该如何做一个“好臣子”。
高务实对此自然也有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已经有足够的案列教他如何做好一个“臣子”了，尤其是对于他如今这种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会“功高震主”的情况，亦或者说势力太大而可能威胁君主的情况，也都不是没有先列可循。
他认为大致上可以分作四种模式：萧何模式，范蠡模式，郭子仪模式，赵匡胤模式。
萧何模式的特点就是认清身份，老板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老板不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坚决不做什么。越权的事不做，分内的事善做。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自己不喜欢但老板喜欢的，乖乖按照老板的意思做。
当年刘邦坐稳了皇位，就怕当年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反他。就算不反他，没准也得反他儿子。而最让他不放心的就是韩信，刘邦是想杀又不忍心杀，犹犹豫豫下不了手。
这时候，要说狠毒，还得是吕后。吕后看出了刘邦的心思，心想你不杀，那就老娘来动手。于是杀韩信，夷三族，而且还是先斩后奏——但这事就是萧何帮着给办的。
本来萧何也不愿意，但是当时刘邦年迈，萧何恐怕也担心他脑子可能不那么清楚了，现在吕后权势熏天，萧何不得不屈服。
作为后人，或许可以说萧何胆小出卖兄弟，但是从大局着眼，萧何也没有错。韩信的确“国士无双”，但却锋芒毕露，只要刘邦一死，面对孤儿寡妇，谁能担保他将来不反？他一反，不是又天下大乱？
作为丞相和刘邦手下的老人，在萧何眼中，当臣子的再怎么有能耐，天下也还是姓刘。萧何就是认清了自己打工者的身份，一切从大局出发，才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范蠡模式的特点则是见好就收，另谋出路。
此君在后世被视为儒商鼻祖，号称“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可谓是打工界的全能型人才，连司马迁都不得不承认他三次跨界跳槽都成功了。
多亏了范蠡，越王勾践才能成功灭吴，一雪会稽之耻。而当越王政权巩固后，范蠡则决心隐退，他还劝好友文种一同隐退，说出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句千古名言。
可惜文种不相信越王会杀他，谁知果不其然，文种当了丞相不久，越王就给他送去了当年夫差叫伍子胥自杀时用的那把剑，文种无奈之下只好举剑自杀了。而隐退的范蠡，则隐姓埋名，搞起了个人致富，成为富甲一方的陶朱公，后世称其为“商圣”。
其实范蠡的这个模式，很长时间以来就是高务实的选择。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大概就是范蠡发家致富是在退隐之后，而高务实则是将政商两条路合在一起来走，但却左脚踏一条，右脚踏一条。
当然，不管怎么说，他最终的目的还是打算如范蠡一样退隐的。不过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要达成这一目的似乎还存在某种变数，只是不知道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是临时生变，还是出现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
萧何、范蠡这两种模式，其实与高务实的实际情况多少还是有些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兵权，亦或者说对军队的影响。
无论是萧何还是范蠡，他们对军队的影响力都比较有限，更别说有什么嫡系军队、嫡系将领。高务实则不然，他在兵权或者说对军队的影响力方面其实应该类比第三种模式，也就是郭子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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