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宋良佐这次的两封信不是上奏给朝廷的正式疏文，因此可以跳过常规，利用京华从成都到京师的一条“西南信鸽通道”来传讯。信鸽的好处不仅是飞行速度快，还有一点是它基本不必绕路，这可以大大降低联络距离。
从成都到京师走路的话当然很远很远，但其实它们之间的直线距离也就刚刚超过三千里。京华培养的信鸽平均飞行速度大概是半个时辰(一小时)飞两百里，但鸽子毕竟不是永动机，并不能一次飞达，中途还要停留以及换鸽子来搞“接力赛”。但即便如此，消息还是在次日送达了京师。
京华的信鸽体系建立时间也还不长，比如整个大明西南就只有成都有一个“全国辐射”的信鸽站。不过，京师周边相对密集一些，比如去年的救援战中就表明大宁有一个。
如此一来，周咏是在次日中午收到宋良佐的报信，而高务实也在下午收到了这个消息。高务实收到的消息还不止是宋良佐送来的这封，周咏也送来了一封——是他在召集实学派相关官员尤其是兵部官员紧急商议之后写给高务实的。
之所以大家都急急忙忙通知高务实，那倒不是说催他赶紧打完蒙元再去播州，而是现在西南方面的应对太过失败，不得不请他这位“天下第一文帅”给点指导意见。
说实话，西南打了两仗，两仗都是真的拉胯。一战贵州出兵，损失三四千；二战四川出兵，又损失七八千，这前后相加算是直接报销了一万军队。
这不是闹吗？高务实当初打完整场漠南之战都没损失这么多明军，现在他们打个土司居然已经折进去一万人了！这局面已经难看道和日本军国主义时期打不过敌人只能被迫请求上级“战术指导”差不多了。
高务实看了两封信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好家伙，我特意给你把刘綎调过去坐镇，结果你这边因为刘綎所部陷入水土不服导致的某些疫病就直接把人无视了，非要火急火燎去送一波人头？
倒是前线领兵的两个“败军之将”王之翰和郭成其实表现还可以，郭成本人英勇战死这没什么好说，只能是厚赐重抚了；王之翰虽然在宋良佐的信中成了中计的废材，但高务实审视了一番发现他的表现其实也谈不上什么重大失误。
对于敌方的诈降他是有防备的，即便穆照使出了那样的苦肉计，明军也在合兵之后才出兵向前，而且实际上仅仅走了三十里左右。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失误，那应该是对播州军的军力出现了误判，从其行军表现来看，他似乎认为合兵之后的明军是能稳操胜券的。
王之翰所部平越卫是贵阳东部的明军主力，郭成所部前两年还北上打过哱拜，两支军队算起来都是南方强军了，他有较强的自信可以理解。
误判很大概率应该是出在对播州军的兵力上。播州军和其他土司类似，跟随朝廷出兵的时候一般能派个两三千就算很“给面子”了，而平日里在领地上长期维持的军力可能不超过两三万。
在这种情况下，王之翰极有可能把播州军的总兵力按照两三万来看待，扣除掉一些不能抽调的兵力，他或许认为播州军能动的军队也就一万多，撑死不会超过两万，这就麻烦了。
对土司极其熟悉的高务实很清楚，对于这些大山里的土司而言，他麾下的成年男性土民几乎个个都能随时拉过来变成土兵，而且这些土兵在山区使用竹矛一类武器作战时的战斗力简直好像与生俱来，只要集训一下基本的军规之类就能用与作战。
杨应龙这档子事前后已经有些时间了，人家凭什么不会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先将麾下土民操演操演？当年黄芷汀就说过，她家平时顶多维持两三万狼兵，但真要拼命的话，拉出八万大军那是一点也不奇怪。
高务实当年还问过黄芷汀，说广西土司各大世家的力量相对比播州土司如何？黄芷汀的回答是，从兵力而言播州杨氏略胜岑家，更胜黄家。而且播州杨氏靠近“三不管”的苗疆腹地，历来与苗人关系不错，如果发生战争，杨氏有不小的可能得到苗人相助。
黄芷汀这回答的后半部分是她自己加上去的，原因是她觉得高务实问起这个问题可能是想在播州改土归流，因此得把最坏的可能先告诉他。
换言之，从她的判断来看，播州只靠自家的实力就能做到战时拉出十万以上的土兵来，剩下还有很难准确估算的苗人支援。
她的这个判断高务实是相信的，因为他前世看三大征时期史料的时候看到过，杨应龙在战争最强势之时拥兵高达十六万。也正是因为杨应龙之患十分严重且发生在国内腹地，大明才不得已把一场可以完胜的援朝之战弄得略有些虎头蛇尾——赢是毫无疑问赢了，但总觉得差点意思。
如今杨应龙之乱看来是提前爆发了，这显然打乱了高务实的计划，碰到了他所备“西南预案”中几乎最糟糕的一种。不过，既然有预案，那事情就还可以应对。
高务实出任蒙元经略并未卸任户部尚书，这和前一次他出战宁夏而未卸任戎政侍郎一样，在朝廷而言比较特殊，但这也带来了一些切切实实的好处。比如这一次，他就可以在回信中表示户部所属的西南一些官仓可以开放供应包括军饷、粮食、军械之类物资——其实周咏来信的目的之中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只是不必点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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