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没有人能背叛自己的阶级一样，屁股决定脑袋的道理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正确的。
阮潢是安南降将里头最早“全面投诚”的一个，在京华抵定暹罗和征服柬埔寨期间，他就全面交出了原先属于他自己的军队。
从这件事以及他当时其他的作为来看，此人相当“顾大局、识大体”。因此，高务实不仅给了他金边警备军司令的职务用以城门立木，又给他留在自己身边当门生的儿子阮福源赐了表字“守忠”。
高务实的三个门生都是他赐的表字，曹恪是“守心”，额尔德木图是“守学”，阮福源是“守忠”，其意当然各有所指。
按照刘馨的用意，既然用额尔德木图这个蒙古人做了“陆军秘书”代表北方派的利益，那么用阮福源这个安南人做“海军秘书”代表南方派的利益，显然是很符合“平衡”的。
财务秘书是很关键的职务，尤其是京华这样的巨无霸，财务问题尤其重要，几乎不可能假手于人——至少目前不可能，故刘馨提议由高务实最小的胞弟高务忠出任，但事实上这个安排她其实是顺着高务实的意思办的。
高务忠才十五岁，早年读书时期就被高务实发现他更喜欢数术，对文章不怎么感兴趣。高务实认为他在考取功名这一块没什么希望，虽然高家还有好些恩荫可以继承，但高务实也不乐意让他去做那些闲官，于是十来岁的时候就安排高国彦教他。
高国彦是京华的财务总监兼京华银行总裁，现在还兼任明联储执行总裁，是不折不扣的京华系头号财务主管。高务忠在他手下五年来，虽然没有直接任职，但进步很大，刘馨认为高务实本来就打算用他在财务方面，故有这项财务秘书的安排。
在宗族社会里，作为高务实最小的亲弟弟，他的忠诚度是可以保证的。即便刘馨也尝试着按照“不吝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人”来考虑，也觉得最起码只要高务实还在，高务忠的忠诚度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至于情报秘书高杞，他是高务实的堂兄、老好人高务本的次子。高务本现在是锦衣卫南镇抚司的堂上官，他的长子因为将来要继承其在锦衣卫的职务(但未必是堂上官，指的是继承世职而非事职)，所以不能来高务实这边，只有次子能来。
锦衣卫这个机构分为南北两个镇抚司，与“锦衣卫大都督”、“锦衣卫都督”之类不同(有合适的人选则任命，没有则也可以空缺)，这两个镇抚司是锦衣卫的常设机构，但南北镇抚司并不是平行机构，而是各有所司。
北镇抚司是直接行动机关，老朱家的皇帝所下达的命令，基本上都是由北镇抚司来完成。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所以属于出差比较多的差事。
由于是皇帝派出来的，手里的权力又比较大，因此他们到了地方上往往都能够受到各地官员们的奉承，即使地方官职位比他们高，一般也要称呼他们为上差。
时间长了，这帮人可就无法无天了，在朱元璋的支持下，他们办案子不需要经过刑部，所以不少官员都担心惹上锦衣卫。
锦衣卫也因此不守法纪，最终被人告发，朱元璋索性就把这帮锦衣卫给废掉了。等到朱棣上台以后，还是需要监视手下官员，所以再次启用锦衣卫。
朱棣时期比较特殊，锦衣卫的最高长官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到了朱见深时期，北镇抚司的权力进一步得到加强，可以越过锦衣卫长官，直接向皇帝复命。
由此可见，锦衣卫中的实权派，其实就是这帮北镇抚司的人。他们直接处理所有皇帝下达的案子，不需要向皇帝以外的任何人负责。
这种职业实在是太可怕了，因此明朝初年的官场，其实一直都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尤其是朱元璋和朱棣这父子二人在位的洪武、永乐时期，官员们简直人人自危。
不过，众所周知的是，由于东厂、西厂乃至一时冒出来的内厂兴起，锦衣卫的地位开始下降。
后来内厂消失，西厂也消失，但东厂始终存在。绝大多数时候，东厂靠着与皇帝更亲近的关系力压锦衣卫一头，这才使得锦衣卫的权力受到限制。
即便如此，北镇抚司的强势依然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当后来锦衣卫高层开始出现“文臣子弟恩荫化”倾向之后，锦衣卫的权势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
如今的北镇抚司就掌握在王崇古的孙儿、高务实拐弯亲戚王之桢手里。由于东厂提督陈矩是高务实一派的，所以王之桢受到的限制也很弱，锦衣卫的权势已经显着上涨。
南镇抚司一般不负责具体行动，它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锦衣卫里的纪检委。跟北镇抚司完全不同的是，南镇抚司不负责去全国各地处理皇帝交待的案子，他们最重要的职能，就是管理锦衣卫内部的纪律问题。
早年之所以这样设置，是因为锦衣卫一家独大以后，朝中所有官员都管不了他们。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权力机构约束这帮人，那他们非要上天不可。
“十七年，改锦衣卫指挥使为正三品。二十年，以治锦衣卫者多非法凌虐，乃焚刑具，出系囚，送刑部审录，诏内外狱咸归三法司，罢锦衣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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