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说起来，当时穆宗还多亏了他父皇嘉靖帝曾经给自己父亲兴献帝在天寿山修过一处寿宫，而最终又没有把兴献帝的墓从湖北迁过来，因此这寿宫一直空着。后来穆宗驾崩，朝廷没人敢乱出主意，新修一座寿宫在时间上又来不及，最后还是高拱一锤定音——就拿这座寿宫用了。
于是，孙儿就住进了原本爸爸给爷爷准备的寿宫。
这……只怕也就高拱敢拍这个板，毕竟在大明这个极讲祖制的朝廷里，可没几个重臣敢说要“更法以趋时”。
朱应桢干咳一声，略微有些支支吾吾地道：“这个，按理说，皇上修寿宫这样的事，京营出些力是理所应当的。不过求真你曾经在生产建设兵团在建立之时说过，今后不能总让朝廷白白使唤这些人，该发的银子总是要发的，要不然这生产建设兵团和过去的京营有什么两样……”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朱应桢这么一提，高务实就猜到是什么事了。肯定是皇帝修寿宫需要用人，而工部方面就直接按照过去的“传统”下了调令过来，征调京营的匠人去修寿宫。
有人或许要问：工部又不是兵部，它凭什么调京营的人做事？
这个情况如要展开来说，那是比较复杂的，但可以简单一点说。大概就是此前的京营因为反正也没什么地位，经常性被朝廷调去干工程，各种各样的杂活都有，高端的如修帝陵，低端的如掏粪坑，重要的如修城墙，次要的如铺马路，反正京营啥玩意都干过。
但干过不代表什么，关键是有两点很惨。
一开始要调动他们，工部首先需要请示皇帝，然后由皇帝下令给兵部，兵部出具调令，五军都督府才会调兵做事。后来可能是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比如疏通京城的下水道这种也要请示皇帝，皇帝当然也觉得烦，于是慢慢的这些流程就被简化了，直接由工部下令就行，而且逐渐形成了默认规则。
第二点则是，工部让京营去干工程，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开工钱的。因为按照大家的理解，你京营本来就有军饷，现在闲着也是闲着，去做工程本身也是朝廷给你的任务，你凭什么还要另外拿一笔银子？
这就让京营很倒霉了，因为朝廷虽然给京营发饷银，这是没错，但那个饷银里大部分不是属于“薪酬”这个性质，理论上都是以换装、养护军械、维护军营设施等为主。至于真正薪酬性质的军饷嘛，其实很少很少，原因是京营本来就有大量的土地在册，这些土地就是按照朱元璋当年的构想，用于养兵的。
至于这些土地现在到底是在养兵还是养勋贵，乃至于养那一大批世袭军官，不好意思，朝廷可不问这个……
于是每每京营被调去开大工，倒霉的都是底下的人。他们不仅多半时候拿不到工钱，甚至还要自带干粮去做工，只有偶尔工程量实在过于繁重，亦或者交付工程的时间非常紧张需要轮班倒的时候，朝廷才会“酌情”给一点工钱作为补贴——这个酌情，如果有市面上正常工钱的一半，那京营的人就可以烧高香庆祝了。
但是这个局面在高务实新设了生产建设兵团之后就被打破了，因为按照高务实的规定，生产建设兵团不管做什么工，都必须考虑收益问题——最起码你不能亏本。
这一来就有些麻烦，虽说朱应桢等人其实并不在意工部调用生产建设兵团，因为他们其实早就习惯了，而且说实话，倒霉的又不是他们这些勋贵。
但现在不同了，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不同于过去的京营，它现在是需要交账的！高务实规定生产建设兵团内部要执行一套类似于京华体系内的营收与支出管理流程，这个账目是要交给兵部过目和审批的——当然实际上就是交给他这个协理京营戎政过目和审批。
这样一来，工部直接调用生产建设兵团的人去修寿宫，最大的麻烦就卡在高务实这里，没有他的批准，朱应桢他们根本不敢放人，否则到时候账目对不上号，高务实是敢让他们自己贴钱的。
其他都好说，自己贴钱怎么能忍？于是朱应桢他们商议来商议去，最后还是只能把问题上报给高务实。
咱们实在搞不定了，还是你们兵部去和工部打官司吧。
本来朱应桢支支吾吾把这件事解释了一番之后，是有点担心高务实不肯直接插手的，因为文官的风格一贯如此：我只管交待任务，你们武臣搞不好，那是你们自己无能。
然而高务实的反应却大出勋贵们的意料之外，高务实不仅没有推脱，反而连连点头，夸赞道：“好！诸位能严格坚持生产建设兵团的制度规定，这很好，本部堂十分欣慰。”
虽然高务实一脸笑容，但因为他这次没有自称“我”，而是换成了“本部堂”，也就是表示现在开始以协理京营戎政的身份说正事了，所以众勋贵也都下意识坐直了身子，一副恭听训话的模样。
不过大伙儿心里还是没底：表扬虽然好，但这玩意不值钱，关键还是高务实肯不肯直接出手帮忙解决问题。
深知勋贵们是什么臭德性的高务实当然不会让他们失望，只是稍稍沉吟片刻，便微笑着道：“诸位或许以为此事只需要本部堂去和工部协商即可，不过这个想法大谬不然，此事的关键其实不在工部，也不在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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