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呈秀起身向朱由校行了一礼，就半侧着身子，拿出其早就准备好的册子进行汇报。
按照崔呈秀的话说，天启八年相比于天启七年，在东林党被全面铲除和东厂对文官监控力度再次变得严格后，官场的倾轧与斗争相对要缓和得多，因而京官倒也没什么大的组织体系变动。
反而是地方上，尤其是山东、凤阳等地，大量地方官员因为明里暗里反对新政而被罢职或问罪，导致今年大量地方官实缺名额出现，亟需大量士子却递补这些地方官，恢复地方行政秩序。
好在大明英明伟大的皇帝陛下朱由校未雨绸缪，早在天启七年就以示恩天下为由，大幅度提高了会试和乡试录取名额。
因而如此，使得比往年多出好几倍的二三甲进士和多出的候官举子们得以迅速补充地方缺额。
“学而优则仕，虽有那些所谓的书香门第的子弟们不愿与我们这些掉在钱眼里的人同流合污，但普通人家出身的读书人特别是北方和云贵川、湖广等地的士子还是有大量的士子愿意为大明效命的。
对于这些士子，要多加鼓励他们出仕，甚至一些拔贡的生员也可大力简拔，如今国家亟需人才之时，不可因功名高低而偏废，东厂的人也要对这些准官员们进行查访，随时告知给吏部。
脑子灵活开放的多往江南、闽浙、两广、辽东等地派，日后实行诸多新政和面对外来势力也好应变；对于恪守成规以清廉自诩重视教育的官员则多派四川、云贵、湖广等地，特别是汉夷杂居之地，日后推行汉化和让儒家教育深入到苗寨壮区也容易些；
另外，那些考了进士举人不愿意出来做官的，朕允许他们经商或著书立说或从事其他行业，但不准在其家乡待在，须由朝廷指派到某亟需教化的穷乡僻壤去教书育人或活跃当地贸易！不然，何必出来参加科举，耗费国家财力而不为国出力，还占着茅坑不拉屎，使一些虽学识不够但有报国之志的士子名落孙山，倒成全了他的清高美名！”
崔呈秀很认真的记下了朱由校的指示，其中让东厂协助吏部，将掌握的各地士子的思想主张随时报告给吏部供其铨选时参考，这不由得不让他暗自佩服陛下朱由校的灵活，也让他发现原来东厂除了搜集罪证抓人以外还有辅助六部执行政务的功能。
吏部尚书崔呈秀汇报后，便是吏部左右侍郎分管部务的情况，其中有各级官员的京察结果和考评等级，需要罢黜因年迈、有疾、无能者多少人。朱由校倒也没有再插嘴，他作为皇帝，不可能事无巨细都要去插手，但听一下还是必须的，至少能知道这些身居高位的官员到底有没有尸位素餐，有时候通过他们的言辞表达逻辑就能看出一二。
吏部虽说六部第一重要的部门，但今年的年终廷议，朱由校更关注的是户部的报告，前世他读明史类读物，无数大家常常说大明的诟病就是财政，所以从他做了这大明朝的天启皇帝以来，他最关注的就是自己赚了多少钱，国库有了多少钱。
为此，他也不会宁愿背上一个无情帝王的骂名，大量剪除各地已经没了爪牙的藩王，甚至变着法的去剥夺他们的特权，不仅仅是各地藩王，还有占有特权利益的乡绅们，朱由校宁愿将整个山东官场的官员都大清洗一遍也要从铁公鸡一般的乡绅身上拔出鸡毛来。
户部尚书郭允厚见陛下盯着自己，不由得拭了拭额头的汗珠，且不由得讪笑道：“地暖太热了”，然后才拿出准备好的册子来准备长篇大论的总结大明财政在这一年的收入和开支，坦白讲，今年的国库收益已经大为改观，甚至他郭允厚完全可以拿出许许多多的成绩来渲染，甚至说不定会因此而加官进爵。
但郭允厚却感到有些后怕，他怕自己将自己总结的结果报告出来后会引起整个文官集团的震动和憎恶，因为这里面的一系列数据都很好的证明了商税征收和官绅一体纳粮后的巨大好处，但这结果一旦公布出来就会彻底的否定了大明文官们依旧坚持的商税征收就是与民争利，损害国家利益的论断，甚至为大大的支持陛下接下来的推广。
虽然现在的官员们不敢再跟陛下叫板，但怀恨在心的顽固守旧派们会不会将愤怒发泄在他这个户部尚书身上，把他郭允厚当作商鞅，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而且一看见陛下那鹰隼般的目光，郭云厚最终还是一咬牙，说道：“回禀陛下，天启八年，国库各项赋税收入合计收得一亿零三百四十二万银元，各项开销赋税合计是五千八百五十四万银元，节余四千四百八十八万银元。
郭允厚只是念了一串数据，整个廷议当场就哄然一声，且都齐刷刷的把目光看向郭云厚，虽说朝廷实行币制改革后，银元相对要比银两等价性要略低些，但相差并不大呀，如今突然国库年收入就达到了上亿银元，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郭部堂，你不会是搞错了吧，我大明何时这么富裕了”，李明睿也不是很相信，仗着他是皇帝最信任的内阁大学士，便替其他官员们出头表达了自己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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