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明廷终于定下招降郑芝龙的决心。九月，郑芝龙到泉州请降，明朝授予其海防游击之职。自此，郑芝龙以明将身份，故明征战十七载，讨伐海盗山寇，足迹踏遍福建与广东：崇祯二年(1629年)四至六月，于金门先后击杀海盗李魁奇和杨六、杨七，吞并其众；崇祯四年(1631年)春，歼海盗钟斌于大洋；九月擒山寇钟凌秀于广东平远，以功升参将。八年(1635年)四月，于田尾洋焚毙海盗刘香，尽收其众。至是，同安王不断壮大，终于控制了整个闵海洋面。”
“招抚海贼，纵其坐大，前明崇祯岂有不亡之理？”胡世安照例点评一句。
“哈哈，胡大人所言玄烨不敢苟同。若以我意，假使崇祯君臣信赖芝龙，委以重任，使其放开手脚，或许东南海面早已平定，也不会有西来之人的肆意妄为。汤老玛法刚才所说的科罗湾海战，就是明证！在同安王面前，西人船、炮之厉，不足道哉！”
胡世安被反驳的一时睁目结舌，不过却还在绞尽脑汁。趁着这个功夫，弘毅自己反而有些走神——
其实，小贝勒爷实在是没好意思把自己的话再深入一层：要是再善于利用海运广开官办贸易，明政府就可以大发横财，说不定明末的“白银危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解，国家就会有比较充裕的资金来应对国内的天灾人祸，更说不准辽东对金战事的结果会被改写成什么样子了！若如此，满清能不能入关可就存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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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明末白银危机也不能完全怪罪在明朝自己不行官办海外贸易、单纯依赖白银进口上。这里面有个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问题：
明朝万历年间已经开了海禁，于是朝廷就有了充足的海外白银输入到国内。当时在国内流通的白银，供应地主要是两处：日本的石见银山和马尼拉的墨西哥银元【西班牙占据】。由於国内的强烈需求，所以当时明朝每年输入的银占了全世界产量的60%-80%。因为白银的供应舒缓了，也使得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得到缓解，於是商业一片欣欣向荣，房地产交易十分兴旺，地价攀升、房价离谱……一条鞭法也在这时候被推动实施了。
但是十六、十七世纪交替之时，西班牙在欧洲发生的诸多悲催事情，对於当时明朝经济来说，是重重地捅上了一刀——
1600年前后，西班牙“无敌舰队”完败于英国，丧失海上霸权；与荷兰进行的“八十年战争”疲惫不堪，终于被迫承认荷兰联省共和国的独立；神圣罗马帝国引爆全欧洲共同参与的“三十年战争”，结果西班牙不论陆战还是海战均告失利，并从此失去了欧洲一等强国的地位……这使得作为明朝主要白银来源的西班牙必须将墨西哥银元调回去本国用作支付军费。与此同时，1600年前后的西班牙有极高且离谱的通胀和破产问题，使得西班牙银元的欧洲的购买力远不如在明朝的购买力。导致的结果就是：西班牙必须额外使用更多的银元来支付当时他所需要的费用。而明朝这侧的记载也同样反映这个问题，1607年之后，来自马尼拉的银元就嘎然而止，只剩下石见银山的银币可以输入。
在此之后，明朝的通货膨胀问题又再开始变得严重，加上一连串的天灾、兵患，让原本贵金属供应已经捉襟见肘的万历政府更加雪上加霜。白银的骤然减少对明朝的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呢？如以铜钱计，崇祯时10年间米价上涨了10倍，银价上涨了5倍。鉴于粮价是中国物价的基本指数，即便加上战争及灾荒因素，也较同时欧洲物价上涨的三到四倍更为严重，尤其是白银和铜钱比值的变化。白银和铜钱比值在短短几年内出现如此大的波动，不可能与当时进口白银骤然下降无关。
白银还导致了明末空前的粮食危机，对白银的追求和外向型的经济极大地促进了明代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向着专业化、商业化，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如松江地区，随着国内外对棉布需求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改行从事全日制的纺织和棉布贸易。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却对国家的粮食生产造成了重大影响，有着“苏杭熟，天下足”美称的江南粮食生产成了问题。17世纪40年代，即使是丰年，南直隶，浙江地区的人们也要靠出售生丝、原棉、棉纱和棉布来购买粮食，“一条鞭”法实施之后，还要用银两来缴纳赋税和地租，偿还贷款。而在交通运输手段比较落后的时代，粮食生产的区域化和市场化很容易造成粮食危机。这样一来，由天灾造成的粮食短缺的问题因粮食的市场化被大大放大了，那些市场化最彻底的富裕地区根本无法抵御粮食危机，因为这些地区不生产粮食，粮食要跨区域去买。因此，富裕的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1640年左右，苏州地区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了100个铜钱，大批人饿死，许多豪宅低价出售而无人问津。
【此处不便展开，各位可参阅本文《附则》之《附27——明末的白银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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