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二年九月初七日，天安门下，一道看似十分“冗长”的诏书广布天下，在天朝上下、特别是王公大臣和宗室觉罗们之间引发了巨大的议论风潮：
首先，所谓“诏书”[1]可不是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用的。清代凡国家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和隆重庆典，才用诏书宣告全国臣民。如皇帝“登极”颁即位诏，以宣布自己的施政纲领；皇帝“崩世”颁遗诏，总结自己一生统治经验，以遗言告戒臣工；皇帝有重大过失，向天下公开自责，颁罪己诏；国家的重大兴革，如光绪朝维新变法颁维新诏、立宪诏等。此外“册立皇后”，“加上尊号、徽号”均须颁诏，宣告全国，无论官民，一体皆知。
除此之外，皇上想要对文武百官、宗室亲贵们正式讲话的时候，可以采取诏书之外的多种形制的公文格式——总称“制辞”，比如敕、谕等诏令文书，凡载有天子之言者，都叫“制辞”，却主要是为宣示百官之用，而不下达于庶民。
其次，颁布诏书的地方也是很有讲究的。有清一代，颁布正式的诏书，一般有太和门、午门和天安门三种选择，其中尤以天安门规制最高。遇有新皇帝登基、大婚等重大庆典活动和皇帝父母进宫，都要启用天安门。皇帝平时一般不走天安门，只有每年去祭天、祭地、祭五谷时，才由此门出入。此外，将领出征时祭旗、御驾亲征时祭路、刑部在秋天提审要犯（“秋审”）等重大仪式也都在此举行。天安门唯独皇帝可以出入，而且只能出入喜事，绝对禁止出入丧事。可见，天安门是国之重器，在此宣布诏书，意义非凡。
最后，诏书的内容更加令人惊愕不已。这篇洋洋洒洒的诏书，如果翻译成后世的白话文，其要义就是说：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原镶白旗显亲王富绶门下包衣人孙狗子，仗势欺人，当街羞辱读书人，巧遇奉旨出宫的大清多罗贝勒、火器营左总统大臣玄烨，竟然对于皇子贝勒的劝告恼羞成怒，施以拳脚，致使皇二子一肩脱臼。但整个过程中没有使用兵器刀刃，也没有造成皇二子流血内伤，更没有任何笃疾。
朕闻听此事，爱子心切，就像天下所有普通父亲心疼自己的儿子一样，怒不可遏，曾下旨严惩，甚至不惜将犯事作案之包衣人斩立决。
但圣母皇太后英明，告诫朕不可将私怨迁嫁于国法。这让朕冷静下来，下旨内十三衙门尚方院会同宗人府和刑部一同会审案犯，并加封皇二子玄烨为下五旗宗室总理，代朕行监审之职。之所以要让皇二子作为监审之人，就是希望他能够秉公执法，为皇室宗亲做一表率。
难能可贵的是，受伤的皇二子并没有气急败坏，而是依据朕钦定《大清律集解附例》中的律条，指出他本人只是遭受轻伤，孙狗子又没有动用兵器，依律“殴打宗室觉罗”一条，应判“杖八十徒二年”，其余从犯，只算斗殴，各责“笞二十”。
此审议得到了宗人府、刑部和尚方院的一致同意，并共同形成了专案题本报送给朕。这一结果与朕的初衷十分吻合：
当初朕故意下旨严惩，是为了考验皇二子是否会借机宣泄私愤；让府部院三衙门会审，是为了考察各处官员能否秉公办案，也考验皇二子能否与各部官长同心协力，办好差事；案犯孙狗子等人收押以来，饱受惊吓，皇二子能够代朕宣慰，处置得当，体现了朕爱民如子的作为。
孙狗子等人虽是犯人，然而毕竟没有触犯“十恶”[2]以致不赦，他们终归还是人，还是朕的子民！故而，皇二子会同诸部所拟题本，朕均已恩准：首犯孙狗子徒留乌兰乌德，罚做披甲人之奴。其余从犯，恩准“小笞[3]”二十，发还原主严加管教。
得此皇子，分忧君父，朕心甚慰；赏罚分明，不徇私情，家国幸甚！
借此机会昭告天下：大清皇帝之子既然能够如此公正严明，则自今日起，不仅“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而且“庶民犯法于王子，概无律外重罚”！
今后，无论宗室觉罗、黄红带子、王公大臣、贵胄权贵，皆不可因案情涉及自身、家人、亲友等，而施压于公堂，以求私寻重罚案犯而置国家法度威严于不顾！
试问：天下还有谁的亲贵程度可以与皇二子玄烨相比？朕之爱子都可以如此公允，将国家法度置于自身之上，那谁还有理由要法外寻情？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皇二子玄烨能够举一反三得提出，原下五旗旗主为了维系大清八旗根基，不约而同的建议由朕亲领八旗之后，所有八旗子弟自此首先效忠大清、效忠于朕，这是国家之幸、天下之幸。自此以后，不再会有因“一旗一家之私利”而置天下大义于不顾。但，各旗包衣人如今仍归属于各家主之门下，与当世潮流不符合。
朕闻之，深有同感。想当年大清入关之初，天下民人流离失所、苦疲不堪，为了稳定民心、安定天下，九王多尔衮因势利导，于顺治二年春，颁布《投充令》，允许八旗官民招收贫民屯垦。但许多圈地后的原有农民也因家产被夺占，只好“带地投充”，带地投充者仅需交租税，若无土地则负担较大。同时出现旗人士兵强逼汉人的“满洲威逼投充”的情况。同年朝廷又颁布逃人之法，加以匡正，至今却效果未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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