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我爸爸把它摔到了我面前。
他说他根本不希望我当飞行员，我们家不需要子承父业。他连空管都不想让我当，在他的想法里我应该当个律师，最好能像我叔叔一样走仕途。
他愤怒地咆哮了很久，因为学校是他帮我申请，但专业却是我自己要求的。
他没能改变我的主意，便告诉我既然我要求他尊重我。既然我想要自己做决定，那么责任就要我自己来承担。
这的确是我第一次自己做决定，因为我才刚刚十八岁。
他给了我学费，但也收了我的借据。
当初为了让我顺利到德国读大学，我舅舅帮我把户口牵到了他那边。飞行专业要求的英语非常高，德国又是德语授课，我必须通过语言，因此，我并未能在第一年就到学校报名。
那年开始我真的没有得到一分家里的钱，晚上打工，其他时间就是上语言课和复习单词，很苦很累，每天只有四小时睡眠。
踏进校门的第二天，我因为太开心又太疲倦病了三天，第四天爬起来时，脑子依然是晕的。
接下来的生活依然很苦。
大学生活和我想象的有些不同，学业非常严格，而我在突击德语时是以专业为主，日常表达并不是很好，加上不够标准的发音，我依然只能在钱少、辛苦又会占用大量时间的中餐馆打工。
我依然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要继续补语言，修正我的发音，要拼命地拿高学分，要忍受当地一些没有教养的人的嘲笑，还要赚钱，要节衣缩食。那段日子，我最大的愿望并不是别的，只是想吃顿正常的饭，连像样都不敢想。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挫折，所以起初，我是有些后悔的，因为太辛苦了，辛苦得让人绝望。
但我依然没有回去。
起初我和语言班的同学关系还好，初到那边大家都很热络，却渐渐开始变得不同。有人朝我借钱，十几年后依然没有还；有人被骗走全部的学费和生活费，骗她的也是同胞；关系好的女生来问我，要不要住在一起，可以节省房钱，还可以解决需求。
我渐渐和他们联络得少了，更加习惯独来独往。
这个习惯一直保存到了很久之后。
徐妍是我的同学，她的年纪比同级的同龄人更小，据说成绩非常好。连我这样消息闭塞的人都能听到许多关于她的流言蜚语，有的人说她很糟，性格蛮横，为人粗鲁无礼，没有人愿意跟她交朋友。有的人说她很好，幽默感十足，聪明活泼，正义感很强。
我觉得，一个人被很多人评价，那至少证明她是特别的。
我第一次见她时，是在我们学校门口。那天天气不错，温暖潮湿。我正要去打工，看到她站在校门口。
那天她穿着蓝色的牛仔裤，淡绿色的大衣，勾勒着她漂亮的身材。她踩着金色的高跟鞋，脖子仰得高高的，她的头发稀松得团着，很黑很亮，看上去很慵懒，嘴唇是诱人的红。
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不仅如此，她叼着棒棒糖的样子还有几分顽皮。
我想过去跟她打个招呼，却想起自己最近似乎已经习惯了下课洗盘子的生活，太久没有买过新衣服和鞋子，虽然还算干净，但十分落魄。
刹那间涌上一阵自卑，唯一欣慰的是她没有看到我。
然后我看到了她的男朋友，那个男人有着凌厉的眉眼，周正的五官，他笑着走过来，拉着她的手臂一起离开。
看起来感情很好。
之后我的生活依然很平静，就像一潭死水。
第一次和徐妍说话时，是她来找我。
她告诉我有派对，问我去不去。
我一直都忘不了她当时的样子，抱着手臂，仰着头，目光有些不忿。
我隐隐觉得有点敌意，但很紧张。
听到她又问：“你干嘛不说话？”
我压下了那种近乎是不舒服的快速心跳，问：“这跟我有关系么？”
“要你来参加派对啊！”
“什么时候？”
“星期六晚上。”
“我那天没空。”幸好我拒绝了。
“有什么事？”她吊着眼睛，问：“经济有困难么？”
“没有。”
“没有困难为什么不来呢？听说你成绩不错吧。”
“嗯。”
“人缘也要好才行。”她笑了起来，说：“记得过来，那天是我生日，我请客，空手来就行。”
我一直纠结到星期六，不知道自己请假去了有什么意思。
中午时，接到了信息，是汉语，通知大家别忘记去参加聚会。
我打电话请了假，在下楼买午餐时去剪了头发，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些。
回来时室友在，我咨询了他，选择了朋友之间最平常的巧克力做礼物。
派对肯定是非正式，但看起来太邋遢依旧不好，于是我上街买了身衣服，看上去果然好多了。
我去了她的生日派对。
地点是一栋很漂亮的小房子，带着花园，与房屋相连的是三面玻璃的餐厅，能看到窗外的雪景。
她请了八个人，几乎是我们全校的华人，唯一的当地人是Lisa，她介绍说是她的闺蜜。华人里我只认识安娴，她也是我们的同学。
她的男朋友负责安火锅，她用咖啡和茶招待我们。
在场的人只有我和安娴是第一次来，也只有我们带了礼物。
我把礼物交给她时，她说：“以后不要带了。”然后就撕了礼物盒，拆开一块咬了一口，笑了起来，“挺好吃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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