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改革前，受罪的是商人，但他们还有得赚。而改革后，受罪的就是边军了。
这更是为日后明朝末年边军将士穷困如乞丐埋下了一层伏笔。
便是在当时，叶淇变法也是一件颇具争议之事。
大明初建之时，国空民虚，米贵银贱，边关尤其如此。商屯的出现，使得米的供应充裕，于是出现了米贱银贵的情形，边关粮食得到保证。在叶淇变法之后，商人每引盐向军仓输米两斗五升，过去值银三钱，现在仅值银五分。若将纳米改为缴银，每引征其盐税银三钱五分到四钱二分钱，则获利在八倍之多，国库为此每年增银一百多万两。这是好处。
但是弊病更大，叶淇变法虽然在短时期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到正德元年时，屯田纳粮也开始折银，山陕富民都迁往淮浙，使商屯完全退出了边粮供应体系，边防粮食生产量下降，导致银贱米贵。其结果是，政府因叶淇变法增加的财政收入，仍远远不能满足后来因粮价上涨形成的亏空，结果粮食不能就边而仍要从其他地方转运，边粮运输问题又回到了开中制实行之初的情形。
变法之前，延绥、甘肃、宁夏、宣府、大同五镇原来饷额中屯粮一百五十四万石，民运粮一百一十四万石。到嘉靖初年，屯粮已下降到五十七万石，民运粮则是上升到二百零七万石。
不但使得边粮供应紧张，更大大加重了百姓和朝廷的负担。
而且当初叶淇变法背后，还有很是不可告人的目的。
叶淇是淮安人，和徽商有很深的渊源。徽商并非指的是安徽商人，要知道，“安徽”一词直到康熙六年才出现，取安庆和徽州二府之名组合而成。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从徽州府走出来经商的商人，又称新安商人。淮安、徽州、南京、濠州、定远都隶属于南直隶，因此，叶淇可说是徽州商人的老乡。
叶淇变法，骂的人不少。
“自叶淇变法，边储多缺”
“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菠粟翔贵，边储日虚矣”
“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值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
而叶淇变法有一个动机：“盐商皆其视识，与淇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劳；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淇然之。”叶淇又将商人的这一建议请示了首辅大臣徐溥，因溥与淇“交最厚”，故亦同意。“淇遂请台商纳银公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
也就是说，叶淇之所以变法，是因为商人往边地运粮，有远涉之劳，无易办之利。
在开中制下，山陕商人就边商屯，徽商路远、人生、地疏，习俗相差很远，垦辟既难，屯种非易。无论是输粟边塞还是就近屯种，徽州阀阅之家一般都不屑于经商，寻常百姓又拿不出经营盐业所需要的雄厚资本，所以到成化弘治以前，徽州仅有少数商人涉入此领域。但是不涉入，不代表着不眼红。
在两淮经营盐业的主要是山陕商人和徽商，原来的开中纳粮政策于山陕商人方便，于徽商不便。山陕商人在边储纳粮，地近而费力少，只有徽商才有“远涉之劳”。纳银于两淮之后，徽商地近两淮，才能“得易办之利”。
叶淇变法的最大利益所得者，便是他们了。
也叶淇变法之后，晋商、陕商和徽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陕商败退，晋商和徽商各不相让、平分秋色。
时至今日，崇祯八年，晋商因贩盐卖盐而成巨万之家的不在少数，而他们贩盐卖盐，走的都是正规渠道。而在山西这片地界儿，贩卖私盐的却也是极多，多如牛毛。他们自然没有盐引，也不可能千里迢迢的跑到两淮和长芦盐场去支盐，但是他们依旧能活下来。
因为山西有池盐。
就像是两淮有海盐，四川有井盐一样，山西的池盐，也是赫赫有名，毫不逊色。
不过董策对这个了解的还不多，须得找个专业人士来问才是。
他估计黄季那里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毕竟他只是个家丁护院，接触不到一些上层的东西，估计连路线都不大容易搞清楚。这玩意儿，得问干这行儿的。
眼下可不就有一个？
董策挥手招来董勇振：“上一次去过那张麻子家外面的那条巷子，还记得吧？”
董勇振想了想，点头道：“记得。”
“把他寻来，要快。”董策看了看屋子里剩下的几张破桌子破椅子，又道：“顺便去上一次王通去的木器行看一看，问问他们那些桌椅板凳柜台什么的做好了没有，这可都年后了。还有，我记得张麻子家那条巷子口有一家四海酒楼，去那儿定些酒菜回来。”
原先董策打算开的是首饰店，又想做出一些新意来，是以便让王通去订做了许多桌椅柜子等器具，而且为了吸引眼球，都是他仔细叮嘱了，让王通告诉那木器行，一定要按照他说的订做。现在虽说没了开首饰店的打算，但那些桌椅板凳是已经付了定金的，还是今早取回来的好，反正若是贩卖私盐的话，店里同样也要卖，也需要这些东西。
董勇振点头应了，出门而去。
…………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边厢董忠庸和董忠康两人领了董策的任务，便去了棋盘大街，顺着棋盘大街从南往北走，准备买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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