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濂是永乐十六年的进士，入仕为官后就担任湖广道监察御史，整个为官生涯早期基本上都在巡按地方，过劳过累导致他身体遗留了很多隐疾。
如今年过六十，身体已经到了支撑不下去的地步，本来凭借着一股精气神还能硬撑。结果谁能想到，景泰二年代宗皇帝朱祁钰下令，免除天下租税是十分之三，相当于给税收打了个七折。
接到这封圣旨，金濂却没有选择全部执行，反而用户部尚书的名义向十三道有司下发公文，宣布只减免米麦等粮税的十分之三，折收银两跟布匹丝绸那部分，照旧按照十成征收。
原因在于景泰帝朱祁钰减税，是为了降低天灾战乱带来的舆论压力，毕竟放在古代年年灾乱会被视为不详征兆，严重点还会引申到皇帝身上，认为天子失德，影响到统治的根基。
内阁大臣苗衷就是在一片声讨中，主动引咎辞职扛下了责任，缓解了天下万民对于皇帝的不满。
但金濂却很清楚，内有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到了极致，外还有漠南蒙古跟麓川两场战争在打，这时候减免三成税收，那缺口从哪里补上来，难道说又来一次克扣边军的粮饷吗？
金濂不想再重蹈景泰元年的覆辙，米麦等粮税大多是底层的穷苦民众交，可以咬紧牙关给他们减免。银两跟布匹丝绸这些东西，寻常百姓可没有资格使用，商贾大户的税收不能一同减免，于是乎就出现了这种执行一半圣旨的情况。
本来金濂的想法是好的，可问题是按照封建王朝的执行力度，到头来会出现这种百姓免税，地主大户缴税的局面吗？
答案当然是不可能的，要么就是下面百姓根本不知道朝廷政策，要么就是地主大户通过各种手段，依旧转嫁到了普通百姓身上。
结果这番操作下来，百姓们苛税对朝廷怨声载道，金濂还得罪了整个权贵阶层，相当于两头不讨好，后者被摆了一道更是不会善罢甘休。
吏部侍郎江渊是提出减税的发起人，这下税没减成功还引发了各方不满，锅自然不可能自己给背了，于是到户部找到金濂要求给个说法。
发现事情开始闹大，金濂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没得选择，居然硬着头皮说没有这种事情。结果这下捅了马蜂窝，科道言官仿佛找到突破口，吏部给事中李侃当即上疏，请求朝廷彻查各部门官员是否存在违规履行诏令的情况。
到了这一步金濂要还硬顶，那就不是什么违规履行诏令的问题，相反变成了抗旨不遵。只能主动上疏表达了一切，直言自己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全减三成无法维系前线战事的开支。
景泰帝朱祁钰对于国库的财政情况很清楚，他有心想要赦免金濂的罪行，却架不住科道言官跟权贵阶层的联合声讨。最终只能把户部尚书金濂入狱三天，剥夺了太子太保的加衔，调任到工部尚书的职位，算是给双方一个台阶下。
只不过朝廷其他几部尚书，更清楚财政这个烂摊子非金濂不可。亲信吏部尚书何文渊当即站出来，表明这些年金濂在任期间的功劳跟重要性，朱祁钰顺势就把调任惩处给取消了，依旧维持户部尚书的任命。
但事已至此，金濂明白朝中无立足之地，干脆上疏自理，遂乞骸骨。
按照明朝惯例几番推辞挽留下来，皇帝应该在近期会同意这封“辞职信”，趁着自己在任期间最后这点时间，金濂把李贤带到了大兴隆寺，观看这一场关于宗藩之弊的讲学辩论。
期望李贤能明白，大明财政真正的难点在于哪些地方，沈忆宸又做了一些什么。日后继任户部尚书，能联手沈忆宸同样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大司徒告诫，下官将铭记于心。”
李贤很郑重的拱手行了一礼，他心中清楚金濂带自己过来的本意，当执政为民。
面对李贤的领悟，金濂欣慰的笑道：“原德，你有宰辅之姿，户部交托于你手中，本官可以放心的归乡养老了。”
就在金濂完成交接，并且为沈忆宸找寻到日后“盟友”的时候。《宗藩弊论》这封上疏的文本，通过这些时日的传播，已经抵达了大明的各大宗亲藩王手中。
其中就封于湖广襄阳府的襄王朱瞻墡，得知后简直勃然大怒，立马号召了世子朱祁镛跟王府长史詹成过来议事。他愤怒的原因不仅仅是沈忆宸上疏中对于宗室的批判跟限制，更多是警惕皇帝朱祁钰借此削藩的企图！
要知道明朝削藩养猪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最早边疆强势的亲王，比如宁王朱权除了本部王府亲卫外，还管辖着蒙古投靠的朵颜三卫，掌控的兵马足足高达七八万。
这种情况到了明末崇祯年间，普通亲王护卫就仅剩下一千人，有些亲王面对兵乱会向皇帝请旨扩军，特批后上限也才区区三千王府卫兵。
但是在中期的正统景泰朝时期，亲王依旧有着名义上的王府三卫编制。像襄王朱瞻墡这种有过数次监国经历，并且德高望重的“一字亲王”，王府三卫总兵马数量可能接近万人。
宗室藩王没有造反的野心，不意味着他们经历过建文帝削藩，以及靖难等等事件后，会丧失掉自保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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