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一个农耕为主的封建政权而言，真正的命脉，永远都是农业。
无论是对远古时期的夏、商、周，还是公元后的唐、宋、明等中原政权而言，什么礼法纲常，什么吏治内政、内忧外患，其重要性哪怕加在一起，恐怕也没有淳朴的农民伯伯，对上苍的那句祈祷来得重要。
——来年秋收，但愿能多打些粮食吧···
原因无他：历史上每一个中原政权，其内外活动，都需要农业作为基础保障。
国家税收，收的是粮食；官员俸禄，发的是粮食；内部修建基建工事、道路水利，拨的是粮食。
就连镇压内部叛乱、扫除外部威胁，都离不开粮食作为保障。
国家需要粮食，来保证政权正常运行；贵勋、官员需要粮食积累财富；而底层百姓，也同样需要粮食填饱肚子。
虽说由于储存成本，保质期等原因，使粮食没能在封建时代成为布匹那样的硬通货，但这丝毫不影响粮食，在一个农耕封建政权中的至高地位。
实际上，绝大多数封建王朝的落寞，都可以归结为‘粮食不够’。
外族入侵？
是来抢粮食；
政府贫弱？
手上没粮食；
内部叛乱？
是因为百姓吃不饱肚子。
就连贵族压榨底层百姓，从而导致内部不稳的隐患，最终也可以归结为：百姓吃不饱肚子，所以天下不稳了。
反过来说：只要能保证天下每一个人，甚至只是大多数人能吃饱肚子，那政权就将稳如泰山。
——种地能吃饱肚子，百姓吃饱了撑的，才会去跟老爷们造反呢！
而文教、礼教等文明建造，也将随着百姓逐渐富足的生活，而逐渐长出萌芽。
就如此刻，刘弘手上拿着的竹简之上，开头就是管仲的一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道理很简单：如果连肚子都吃不饱，衣服都穿不暖，马农民根本不可能有精力去在意其他任何东西。
对于人类而言，生存，是永远摆在首要位置的刚需。
只有生存得到保障，百姓才有可能将多出的精力，转向其他的方向。
在后世，生存是买房买车、娶妻生子；而在封建时代，生存，就是吃饱穿暖。
那作为帝王，刘弘最基本的义务也就很明显了：让大多数子民丰衣足食，免遭饥寒之苦。
别的不说，光是做到这一点，就足以让刘弘成为合格线以上的帝王，甚至是为天下所认可的圣君，并为后人所称赞。
——历史上的汉太宗孝文皇帝刘恒，一生都做了些什么？
外部隐患，和高祖、孝惠之时并无差别：南越依旧是名誉藩臣、朝鲜仍旧是化外之地。
至于匈奴，那更是在文帝一朝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在老上稽粥的率领下，登上了游牧民族史上的第一个巅峰。
而汉室，却只是在文帝刘恒的带领下，于汉文帝在长城一线与匈奴大眼瞪小眼。
文帝一朝唯一一次汉匈大战，也是在济北王刘兴居谋反背刺之下流产。
内部隐患方面，刘恒更是几无建树。
齐王一门，除了刘兴居因谋逆身死，余者皆为王侯；楚王一脉，也在开国诸侯王刘交的余萌之下安好无损。
——就连本有机会收归中央的赵地，都被刘恒封给了赵幽王刘友的独子刘遂！
本来就不稳的齐赵，在文帝手下愈发不稳；而原本没什么隐患的吴国，也在文帝《许民弛山泽令》，外加太子刘启一棋盘砸死吴王太子，而成为新的隐患。
可以说，文帝一朝对于汉室的内忧外患，没有起到丝毫的积极作用。
政治名望、个人身亡方面，刘恒也槽点不少：三言两语之间，几乎流氓式的罢免丞相周勃；饿死自己的亲弟弟——淮南厉王刘长；以及在黄龙改元之后，罢黜丞相张苍，都是文帝刘恒的道德污点。
汉室内忧外患依旧，道德品性不佳，那刘恒又为何能在历史上，享有如此高的地位，甚至在当时的汉室百姓心中，留下‘圣人’的美名？
答案十分简单：文帝刘恒在位，天下百姓安居乐业，虽偶有灾祸，但总体上，百姓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改善。
粮价，从高皇帝时期的千钱以上、孝惠皇帝时期的四五百钱，降到了景帝登基时的石五十五钱；
农税，从开国时的十五税一，变成了三十税一；口赋从百二十钱，降低为四十钱。
不严谨的说，刘恒在汉室‘在世圣人’的崇高地位，便由此而来。
换而言之，只要能让治下百姓吃饱肚子，刘弘地历史地位，就已经可以向历史上的汉文帝刘恒靠近了。
撇开这层考虑不说，现实角度而言，刘弘也必然要从粮食开始下手。
还是那句话：农耕文明在封建时代的一切活动，都需要雄厚的农业底蕴做基础。
要想社会安稳，就需要百姓吃饱穿暖，安心种田；而国家要想富裕，无论是发展商业、手工业，亦或是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也同样需要基本物质基础。
就现在后世的二十世纪，‘物质积累’的标准是有多少吨钢铁；二十一世纪，则看国库有多少贵重金属、外汇国债。
而此时，政权的基础物质积累，就是粮食。
只有粮食充足，流通的粮食能够满足国家基本需求，才有可能进行其他的活动。
——南征百越，东取越南，北伐匈奴，总不能让士卒们饿着肚子上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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