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扯明白了河东之事的应对办法后，大宋朝廷又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说服大同朝廷放过大宋这一回？
很明显，这一次正乾皇帝就不想和大宋朝廷再扯皮。
河东路的归属权大宋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别人就没给大宋选择的机会。
不然的话，徐泽也不会授意张叔夜直接向大宋河东路宣抚使司行文了。
大宋唯一能选的，就是还要再出卖哪些利益来换取大同息兵。
即便如此，大宋还是得派使者北上燕京府。
于内，要让臣民们知道朝廷一直没有放弃努力，而不是被动等待侵略者步步紧逼，肆意宰割大宋。
于外，也要表达大宋真的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有足够的悔过诚意，以争取大同的宽大处理。
出使的人选倒是很容易确定——太傅楚国公王黼。
无论个人能力还是威望，王太傅都足够，且其人曾多次出使大同，经验非常丰富，乃是当仁不让的使同第一人。
只是，这次出使不同以往，是纯粹的卖国，还是在大同没有出兵的情况下就主动卖国，大损个人名望，不管谁接下这活计，都背定黑锅了。
王黼倒是不怕背黑锅，怕的拿不出能令正乾皇帝满意的条件而被灰溜溜地赶回来。
其人乃追问天子，自己去了燕京，该拿什么说服正乾皇帝？
割让河东路自不用问，问题是仅仅半个河东路肯定满足不了徐泽的胃口。
继续割京东西路、淮南东路给大同么？
绝对不行！
再这样割下去，开封府就没了。
其实，答案早就明摆着。
近一千五百页的归来人档案就是正乾皇帝的态度：大宋朝廷必须严肃正视归来人之事的严重后果，重新处理此事。
说简单点，就是上次的处理太轻了，大同很不满意。
大宋朝廷还得继续杀人，杀足够级别的人！
要想化解此次危机，说服同军不要南下开封府，就必须献祭分量更足的大臣，以证明大宋的确意识到了此事的严重性。
不然的话，还是别去燕京自取其辱了。
问题是之前仅仅是逼死两个低阶文官且没有祸及其家人，都遭到了宰执们的抵制，这次肯定不能再杀文官。
杀武臣也没什么效果，更何况能寻到借口杀的，上次都已经杀完了，再杀就真要逼这些丘八们造反了。
王黼虽然没有明说，但绝顶聪明的教主道君皇帝很清楚这次该轮到他出血了！
即使是家天下的封建王朝，也是有内外之分的，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宋这方面分得清楚。
赵佶这些年之所以能一再作死还稳控朝堂，将一干人精臣子玩弄于股掌之间，除了其人绝顶聪明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外，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抓着核心权力，没人能跳反。
生性轻佻好玩的教主道君皇帝当然不可能大小事都亲力亲为，这些权力实际是交给了童贯、杨戬、谭稹、梁师成、李彦等心腹家奴手中。
正是这些声名狼藉的大宦官为赵氏江山鞠躬尽瘁，替官家处理好了各种“琐事”，才能让赵佶放心的玩，可劲的作死。
若是其他的情况，天子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自己的家奴，但此时非同往日。
两年前，大同朝廷以河东路宣抚使司趁战乱擅自招诱本国山后百姓为由，向大宋提出“严正交涉”。
结果，大宋君臣却错误地认为同军主力已经陷在了北疆，绝不可能大举南下，只是虚张声势，因而没有及时对大同的“严正交涉”做出正面回应。
没过多久，徐泽命人送来“应州不应，开封可封？朕欲南巡，尔可愿北面”的国书。
紧接着，正乾皇帝亲率同军南下，以极快的时间攻入滑州境内，威胁开封府。
这事过去还不到两年时间，若是头脑还不清醒，不能一次就做出徐泽满意的牺牲，那就等着正乾皇帝再次提大军南下吧。
教主道君皇帝过分迷信政治手腕，玩散了人心，靠利益输送才勉强换取文官士大夫的继续支持，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对臣子耍手腕了。
面对王黼的提问，其人必须做出正面回应。
赵佶仅犹豫片刻，就做出了选择——罢积石军高邮军节度使谭稹太尉之职。
徐泽立国之后便接连找大宋的麻烦，连理由都懒得换——死揪着归来人之事不放。
但大宋的确有错在先，且一错再错，一再授人以柄，想抵赖都无从说起。
在教主道君皇帝看来，为大宋招惹强敌的罪魁祸首就是建议并督办招徕山后汉儿的前河东路宣抚使谭稹。
这个家奴乱出主意在先，稳不住河东路形势在后，既然办砸了事就得承担责任。
何况其人在第一次河东危机爆发时，还硬顶过天子要求杀掉郭仲恂的秘旨，导致大宋错过了和平解决河东路归来人问题的最佳时机。
此事又间接导致秦桧这贼子鼓动郭仲恂对抗同军，从而引发更大的危机，使得河东路局势彻底失去控制，让大宋面对如此被动危急的局面。
所以，放弃这种吃里扒外的家奴，以换取臣子和敌人的原谅，教主道君皇帝没有半点心理负担。
勤勉奉公的谭太尉还不知道自己被皇帝出卖了，其人这段时日整天泡在官衙中处理公务，好不容易回了一趟府，就收到了自己被罢免的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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