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赵桓是在大同发动讨宋战争开始后，才被其父赵佶和众臣架上皇位，根基不稳，兼且大宋内外矛盾尖锐，导致其登基后的朝政一直很混乱。
但其人去年十二月登基，到现在仅十个月的时间，便先后罢掉了白时中、李邦彦、赵野、范致虚、吴敏等五任首相。
这种匪夷所思的更换首相速度，仍从侧面反映了大宋皇帝面对现实困境的极度无能。
宰相之职“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是一个王朝良性运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就连大同正乾皇帝这种格局、威望、能力和精力都远超常人的不世之才，也没法真的“日理万机”。
徐泽虽然在立国时废除了宰相之职，却没有废除宰相之权，给了新机构内阁宰相才有的议政权，以此分担部分简单工作流程，让自己的工作更有效率。
而赵桓这等完全没有摸清门道的昏君要想治理好国家，就更是离不开宰相的辅佐。
从某种意义上讲，宰相的能力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治政水平，而宰执队伍的稳定也可以从侧面反映朝政的稳定。
大宋面临社稷覆亡之危，毫无疑问需要内政稳定。
但其皇帝没想着凝聚人心以图振作，反而试图以频繁罢相来转移内外矛盾，只能是抱薪救火，导致朝政更乱人心更散。
赵桓并不是真傻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其人罢免了吴敏后，便没有让“倒吴”最为卖力也极力反战的尚书左丞兼门下侍郎耿南仲出任首相。
而是以中书侍郎唐恪加少宰，履行首相之职。
并以翰林学士为何矯中书侍郎，以礼部尚书王矪为尚书左丞，以御史中丞陈过庭为尚书右丞，尚书右丞李邺改签书枢密院事，
又罢知枢密院事许翰，以南阳府尹聂山代之。
另外，对淮南之事频繁出谋划策的兵部尚书路允迪也受到了吴敏罢相对牵连，被直接撸到底，罢为醴泉观使。
大宋此番宰执班子大调整之后能不能稳住朝堂，暂时还是未知数，但至少可以勉强向兴师问罪的大同帝国交代了。
当然，大同兴兵南下明面上是为了淮南持续动乱之事，大宋仅仅调整宰执班子肯定不能令大同满意，淮南的人事也必须变动。
就在吴敏被罢的同一天，赵桓遣使者前往庐州，召淮南东、西路宣抚使李纲回京。
但淮南路如今成了同宋两国军事对峙的第一线，军政形势极其复杂，须臾不能离开重臣镇守。
因而，在召李纲返回临安接受御前处分之前，大宋皇帝又调太尉、同知枢密院事、荆湖北路宣抚使种师道北上，接替淮南东、西路宣抚使之职。
另外，淮南路宣抚使司兵马副总管韩世忠率军夜袭过寿春县，并造成了敌方重大伤亡，已为同军所忌，为防止两军私下冲突，不宜再将此人留在淮南。
更重要的是其人以一己之力招安了数万乱军，在淮南军中颇有威望，已经扎下了根基，朝廷若不及时调整，恐其日后有尾大不掉之虞。
赵桓便借此机会一并将韩世忠调离了淮南，改任荆湖北路宣抚使司勾当公事。
石秀带着大宋朝廷的“合作诚意”回国后，大同帝国也说到做到，很快就帮助大宋平定了淮南路动乱。
其实，同军也没有什么事要做。
张雄率部占据寿春府后，摆出一副谁乱动就打谁的架势。
守土有责却又被朝廷绑缚手脚不能再起事端的淮南路宣抚使司自然相当难受，但紧邻寿春府的光州李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其人虽然仅占淮南西路一角，麾下战力却颇有一观。
若是放在十年以前，凭借李成麾下这数千敢战之军，善加操作的话，未尝不能在乱世来临时发展成为角逐天下的本钱。
可惜，生不逢时，其人遇到了徐泽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家伙。
李成的崛起源于同宋两国大战期间的浑水摸鱼，因为过早暴露实力而受到两国的严密关注，最终被关在了光州这困龙之地，日子过得非常难受。
其部要想发展壮大，唯一的机会只能在同宋持续大战无暇他顾时。
偏偏同宋战争形势非常奇特，貌似大同刻意控制着战争的节奏，在大宋身上咬上一口后就立即松口，还反过来帮助大宋平定内乱。
每次都是水刚刚搅浑，下水摸鱼的人就成了被同宋两国冷眼注视的对象。
李成这类浑水摸鱼的野心家有多难受，就甭提了。
其部面对全力而来的大宋兵马都不敢轻举妄动，更不敢在同军的眼皮子底下搞事。
眼见同军出兵寿春府后，同宋两国很快便恢复了诡异的和平状态，不敢成为出头鸟的李成就只能老实撤回之前进入黄州的兵马。
淮南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李成老实了，动乱似乎已经平定？
当然不是！
同军占着寿春府不走，整个淮南西路，甚至长江对面的江南东、西路和荆湖北路都不敢放心，反而牵扯了大宋朝廷更多的精力。
事实上，就算同军这个时候撤回淮州，淮南西路本身也存在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镇压淮南的文武官员李纲和韩世忠接连被调走后，尚未完成整编的两万多新降乱军何去何从成了令大宋朝廷头疼的问题。
乱兵的骨干大部分是陕西诸路籍的胜捷军军士，但底层军卒却是李福兵变后被裹挟的淮西本籍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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