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的人力、国力决定了它没办法跟中国打持久战，它必须跟中国速战速决，所以每次跟国军大型会战，日军的战略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在最短时间内歼灭国军主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淞沪会战如此、南京保卫战如此，徐州会战还是如此。
淞沪会战，由于老蒋战略失误，日军基本上实现了战略意图，老蒋的嫡系59个德械师基本上被打残，南京保卫战，由于老蒋首鼠两端，更让日军吃掉了最精锐的十几个师，但在徐州会战当中，日军却基本上没有实现战略意图。
台儿庄大捷后，老蒋眼红李宗仁取得的战绩，从全国各地调兵谴将，国军近百个师云集徐州战场，试图在徐州给日军来次决定性的重创，日军发现这一情形后，果断组建了两大战略集团军，沿津蒲路从南北两个方向朝徐州合围。
日军的意图是要在徐州附近一举歼灭国军的主力军群，逼老蒋投降，但老蒋这次总算是吸取了淞沪会战的教训，没有脑子发热在徐州跟日军决战，而是及时命令徐州前线近百个主力师后撤，因而避免了重蹈淞沪会战的覆辙。
日军没能在徐州会战当中实现战略意图，更没能实现迫使老蒋投降的战略目标，所以战争还得继续下去，日军大本营很快就制订了意在夺取中国地理中心武汉的作战计划，日军大本营估计，国军将会死守武汉，日军将有机会在武汉周围全歼国军主力。
日军大本营这样估计并非毫无根据，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国虽然表面上形成了全民抗日的统一战线，无论是李宗仁、阎锡山以及刘湘等地方军阀，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以及游击队，全都改旗易帜归属到了国民政府旗下，蒋委员长也表面上实现了政令统一。
但这仅仅只是表面上而已，共产党人自不待言，就连李宗仁、阎锡山以及刘湘等地方军阀也只是表面上服从老蒋而已，显为人知的是，由于淞沪会战惨败，四川军阀刘湘曾试图联合李宗仁、阎锡山、龙云等人发难，逼迫老蒋下台，最终消息泄露，被老蒋先下手为强，将刘湘暗杀在汉口法租界的万国医院。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戴笠背着老蒋下的命令。
所以，日军大本营有理由相信，只要武汉失守，只要蒋员长被逐出中国的地理中心，既便他的残部并未被全歼，也将从此降格为地方政府，日本政府完全可以依靠扶持傀儡政府来实现对中国的间接统治，从而迅速地结束中国事变，集中全力应对苏联。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日军大本营才不惜一切代价发动了武汉会战。
当时日本国内的情形其实并不乐观，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年之后，日本的国力、军力以及财力遭到了极大消耗，由于财力透支，国内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极其严重，之前几十年积累的外汇储备也几乎消耗殆尽，首相广田弘毅也因为无力面对困难局面而被迫辞职。
不过，日军大本营制订的武汉会战的计划尚未展开，就遭受了兜头重击，老蒋不惜以牺牲黄淮流域上千万百姓福祉为代价，悍然在花园口掘开了黄河大堤，滔滔洪水漫湮而下，彻底阻断了日军沿陇海路西进，由武胜关进攻武汉的道路。
在日本军大本营制订的计划中，进攻武汉的日军有两路，主力沿陇海路、大别山北麓进攻武胜关，偏师则沿着大别山以南、长江以北的狭长区域向西侧击，但在黄河决堤后，大别山北麓的道路条件已经不足以展开日军的主力集群，于是只能调整主攻方向。
兰封会战刚刚结束，日军大本营就取缔了华中方面军的建制，转而编成了旨在攻占武汉的华中派谴军，并且把华北方面军的第2军调入华中派谴军序列，并由“首席军刀”畑俊六大将出任华中派谴军司令官。
为了尽可能快地打赢武汉会战，迅速结束中国事变，日军大本营又在华中派谴军的序列下编成了第11军，并从关东军调来悍将冈村宁次担任司令官，又先后往华中派谴军补充了七个师团、一个支队外加一个航空兵团。
为打赢武汉会战，日军大本营一共调集了11个师团又一个支队（旅团），外加一个航空兵团，总兵力超过35万人，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军方面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正面会战，淞沪会战日军也只投入九个师团。
但这么多部队的调动、集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有好几个师团属于刚刚编成的特设师团，武器装备都没到位，事实上，当时日军的军需供应已经极为紧张，就连国内军校的教练用枪都被收回，并发往前线装备部队了。
按说，在没准备好之前，日军不应该贸然发起进攻，但骄狂的日军军官才根本不管这些条条框框，不等完全准备好，波田支队就率先向安庆发起了进攻。
波田支队其实就是重藤支队，由台湾守备旅团编成，军官由日本人担任，但普通士兵清一色都是台湾土著，经过四十多年的奴化教育，这些台湾土著脑子里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中国人的概念，他们甚至比真正的日本人还要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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