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东林党，米柱是有最清晰认识的人，东林书院名闻大江南北的讲会，并不是为了议论政治，而是议论儒学。
《东林会约》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掺乱。”这开始是学术的讨论。
与这种院规相呼应的是，顾宪成严格规定不得过问政治，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
顾宪成去世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依然保持这一传统。后高攀龙出山赴京，书院事务由吴觐华主持，吴遵守顾高的既定方针，重申东林书院的院规：“自今谈经论道以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会中一切是非曲直，嚣陵垢淬之言，不以闻此席，至于飞书揭帖说单诉辩之类，不以入此门”。始终希望是以学术为主。
创办东林书院的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人现存的文集，根本找不到他们自称东林书院及其同人为东林党的文字。既然顾宪成等并不自称为东林党，那么，东林党必是政敌对东林书院的诬称，事实就是如此。
只是东林讲学之际，正值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也被一些投机分子加入，队伍不再纯洁，开始参朵更多的东西。
由于万历年间，官僚队伍中你争我夺，竞争趋于白热化。当时人喜欢以官僚的籍贯来区别派系，如浙党、昆党、宣党、秦党、楚党、齐党之类，这些党，其实是朋党，而非政党。
因为受李三才在政争中的牵连，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李三才与顾宪成联系起来一并诬称为东林党。始作俑者徐兆魁之流声称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孙丕扬、汤兆京、丁元荐角胜附和，京察尽归党人。
始有东林党之称。
不过他们倒也不是全是冤枉，他们抱团取暖，互为声援，明党特征明显，而且任何一个时代都一样，有名就有利，有名利之后就会追逐名利，说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好，说是人性本贪也好，东林党在名利这大染缸中迷失了。
东林党在朝廷的领头羊被驱逐，其它的一些党羽也被魏广微出手清洗，有了这么严厉的打击镇压，他们再次失意于朝廷，是回归学术本质，还是卧薪尝胆，准备卷土重来，这是以后的事了。
他们最后选择没有驱逐叶向高，因为政坛是凶险的，有机构就会有权斗，政争无时不有，彻底的斩草除根，也不会彻底的安全。
为人在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政坛尤其是如此，所谓帝党，也是一个对抗东林党而形成的联盟，一旦灭却了东林党，这就一家独大，就是窝里斗开始之时。
皇帝扶武抑文，是因为崛起的武人力量帮助国家走向强大，压制了日益强盛的文官集团，但如果是武人一家独大，皇帝只怕又担心有藩镇之乱了。
现在取得了胜利，只是对朝政进行改革，让国家增加税收，走向良性发展之路，而不是像东林党，打赢了对手，得意就忘形，乐极生悲，最后走向了悲剧。
皇帝拒绝了叶向高的请求，让他安心养病，病好再回来上值，同时提名魏广微加文渊阁学士入阁参预军机，与叶向高、孙承宗、李逢春同为内阁辅臣，吏部尚书则由回京的亓诗教担任，并且声称朝廷己调整完毕，短期之内不会有任何的人事调动，这是为了稳定人心。
最近朝廷过于动荡不安了，如果不是有蒙古大捷，地方只怕会出现动乱了。
在这个时刻，米柱低调接任国税局局正，开始了他的收税生涯，米柱在当日也接见了吕宋国代表林秉承。
这些日子大明国凶险，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吕宋国何尝不是？
李暮率领吕宋人民，推翻了西班牙人殖民统治，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西班牙人因为内部的动乱，一时干预不了，长鞭难及，在巴达维亚的荷兰人和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决定出手干预，他们希望可以通过帮助西班牙人收复海外失地，而迫令西班牙人从本土撤兵，完成彻底的独立。
在原版，荷兰是在《明斯特条约》后获得独立，但《明斯特条约》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一个历史的时间印记。早在十六世纪末期，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全球商业霸权就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1602年（18年前）便已经正式成立的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此时已经拥有从加勒比海到远东的约一万五千多个分支机构，资料显示，荷兰贸易额占到彼时全世界贸易总额的几乎一半，游弋在世界五大洋之上的约二万艘商船，悬挂着联省共和国三色旗的也几乎占了一半，比英，法，德诸国船只的总数还多，荷兰人以“海上马车夫”的名号，经营着在全球的商业帝国，弹丸之地的国运和命脉，也愈发地依赖于海上贸易。
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拥有着七省这七颗“龙珠”的“海上马车夫”，许下的心愿就是：让挂着荷兰联省共和国三色旗的商船出现在地球上的每一个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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