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皇帝毫不犹豫的让孙承宗加东阁学士衔入阁，参预军机，给他更大的权力，自然是让他推行丈量全国土地，向官员收税的计划。
当朝大臣，那个人不是当官前满腹理想抱负，立誓为天下为大明做事，但当官之后，基本是随波逐流，以保官升官为第一要务，当升无可升时就顾着享受荣华富贵，谁人不知向官商们收税是解决大明财政问题的唯一方法，谁敢这么提？谁敢这么说了？
孙承宗敢当众这么提，当众这么说，就说明他心存大明，真心为大明办事，这种人就必须大加褒扬。
六部尚书掌管一部，自成一系，有与阁臣抗衡之力，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尚书，加东阁或文渊阁学士衔就够格入阁参与军机，连三部侍部，如能混上一学士之衔，也可以入阁，但四部之中的吏、户、兵三部掌握的权力实在太大了，江湖地位又高，很少让他们加学士衔入阁的，因为不符合平衡的原则，但礼部则不同，经常有入阁的机会。
东阁是太子读书或宰相会客的地方，大学士制度从唐始，明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后改中极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
大明朝无宰相，但有若干大学士组成的内阁，其中地位最大的大学士，被授予东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确行宰相之实。而且东阁大学士一般来说都是太子的导师。如解缙，张居正，夏言，皆曾担当东阁大学士一职。
东阁学士原是一个官名，五品官。像东阁大学士的在明朝一共有6个分别为“四殿”、“两阁”。四殿者，中极殿大学士（原为华盖殿），皇极殿大学士（原为谨身殿），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两阁者，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统称为殿阁大学士，一般都由内阁成员兼领。
皇帝朱由校性格并不坚强，并不是一个喜欢乾纲独断的人，更善于听从批评和谏言，但是一旦做了决定，那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任命客氏为奉圣夫人，封杨如花为长平郡主、任命米柱为东厂提督、改组皇家卫队、改组皇家陆军，一旦做了决定，他就会倔强的坚持，一定必须坚持。
孙承宗当即加了户部尚书衔，入阁成为阁臣之一了。
孙承宗当众谢恩，既然敢向皇上这么提，就有豁出去，押上身家性命，为大明大干一场的心，为了做这件事，他需要更大的权力，更多的同志之士，皇帝既然欣赏于他，他也当仁不让，为皇帝尽一份力。
在退朝之后，朱由校在御书房召见了孙承宗，同召的还有米柱和三大阁臣，五大尚书，加上都察院的袁应泰、大理寺的聂正，朝廷中实职在握的大臣们，全部云集于此。
朱由校再次向孙承宗请教新税法的事。
孙承宗指出，大明税法源于唐代两税法，徭役原有里甲正役、均徭和杂泛差役，其中以里甲为主干，以户为基本单位，户又按丁粮多寡分为三等九则，作为编征差徭的依据。
丁指十六至六十岁的合龄男丁，粮指田赋，粮之多寡取决于地亩，因而徭役之中也包含有一部分地亩税，这种徭役制的实行，以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及地权相对稳定为条件。
但随着时间的变迁，尤其是到了明朝后期，国朝初所制定的徭役赋税制度已然被破坏殆尽。
随着明代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日益资本化，土地兼并也逐渐加剧，地主豪强，勾结官府，强占农民的土地，并运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逃避相应的赋税。加上近百年来，宦官掌权，操纵朝政，卖官鬻爵和贪污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为了迎合爱财的宦官，各地官员拼命搜刮民脂民膏。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侵蚀了税基，造成了国家赋税急剧减少。
其次，朝廷开支逐步加大，财政十分困难。皇室、宗室奢侈腐化的巨额开支，国家机构中繁冗官员的俸禄，用于抵御建奴和蒙古诸部的庞大军费支出等，使得财政入不敷出。
再次，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交易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古代中央集权体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力被削弱。不少农民弃农从商，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品经济向前迈进，而商品经济的繁荣带动了白银货币的流通，更多的人加入从商行列，商税比例日重。
但万历十年以后，商税逐渐减少，因为几乎所有的商人都在想法设法的想办法偷税漏税，他们几乎都是官商勾结，在合法的避税。
当官的家人做生意，凭着免税之利，大捞特捞，即使不做生意，光是将招牌借出，也可以大捞特捞。
孙承宗道：“臣其实是从李三才和米利坚身上得到启示，李三才家资，多达数百万，他没有贪污没有枉法，凭借自身之权力，就敛了这么多财，还有米利坚，作为大型商行，他们业务巨大，远及东洋南洋，月税银少则十万，多则二十万，这才是真正的大头，历朝历代之末，皆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富者穷奢极欲，穷者饿死街头，除揭竿而起，别无选择，大明要长治久安，税制改革，在所必行，官商加赋，百姓减赋，才是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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