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无忌是福王朱常洵的谋主，自万历二十三年中进士后，放弃外放的机会，在福王身边做事，他的宝全押福王身上，否则以他之出身，目前决不会只是四品王府长史。
作为福王之谋主，他的唯一出路就是助福王登上皇位，所以在立国本和两次妖书案中，始终有他的身影，此人虽然只是户科给事中，但是权利极大，万历皇帝怠政，二十八年不上朝，大臣们难得一见，朝中许多官员，做了二十年官都没有见过皇上的大有人在，而李无忌则是可以随时进宫面圣，时人讥之为长孙无忌，就差福王没改成秦王。
妖书案是大明历史中的悬案，万历二十六年和三十一年分别发生过一次。第一次妖书案由于万历皇帝故意轻描淡写地处理，并未引起政坛的震动；而第二次妖书案牵连甚广，一度引起了晚明朝局的混乱。
追溯妖书案发生的原因，一般将其归咎于国本之争。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的生母原本是一名宫女，因皇帝一时宠幸被封为恭妃，后诞下了皇长子。而被受万历皇帝宠爱的郑妃随后也生了一位皇子朱常洵。
由于万历皇帝的皇后无子，因此在立储一事上，按照祖训，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应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万历皇帝在郑妃的怂恿下，一度想立朱常洵为太子。大学士申时行等人唯恐皇帝破坏祖训，便上疏请册立东宫。万历皇帝一拖再拖，但遭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因为当时太子又称之为国本，故又被称之为国本之争。
第一次妖书案，是由于山西按察使吕坤所著《闺范图说》被郑妃重新编修而引起的。吕坤上《天下安危疏》（即《忧危疏》），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此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然后又上《安危疏》，是有祸心，是迎合郑妃想要易储，因此此书被认为是妖书。
第二次妖书案是由于内阁大学士沈一贯上奏请册太子，万历皇帝最终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
万历三十一年，内阁大学士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份题为《续忧危竑议》的揭帖，指责郑贵妃意图废太子，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此书在京中掀起轩然大波。万历皇帝要求朝中严查妖书的作者，由于事发突然，毫无线索可依，一时牵连甚众。沈一贯、沈鲤、郭正域等人成为当时的焦点。
看似两次妖书案都与国土之争息息相关，但这两次影响晚明政局的事件仅仅是由于立太子一事吗？不尽其然，第二次妖书案更能体现出此案背后牵连的党争势力。
第二次妖书案，从《刑部奏议》的审讯记录来看，该案可分为皦生光案、周嘉庆案、胡化案、达观案、沈令誉案和毛尚文案。这几个人看似毫无联系，实则基本都牵连到了当时朝中的党争势力。毛尚文是郭正域的同乡。沈令誉是医生，因为给郭正域家人治病，从而参与了郭正域进行的政治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充当了郭正域与外界联系的信使。
胡化是湖北荆门的一个小官，妖书案发生时，他正在京师寻找机会上告州官阮上卿等人，因形迹可疑被捕。他与郭正域为同乡同年。达观，万历年间到达京师，结交名僧。二十七年，为营救南康太守吴宝秀进京，在京的行为被许多执政者所不容。被逮捕是因为与沈令誉有关。因为达观交游于京师时，沈令誉是其随从之一。周嘉庆是锦衣卫督，是唯一一位被卷入并受到严刑拷训的任官，他的被卷入，直接源于同官之间的争权，进而成为当时不同政派之间的直接牺牲品。
唯一与党争势力关系不大的是皦生光，他作为一个“斥员”，靠诈骗营生，将其称之为无赖丝毫不为过。
统观这六人，除了皦生光，他在党争中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是妖书案的间接牺牲品。其余人与郭正域或多或少都有关系，他们被卷入的背后有着清晰的政治关系链。
由此可见，妖书案影响甚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争。第二次妖书案发生的时候，是以沈一贯为首的首辅集团与沈鲤为首的次辅集团斗争的时候，沈一贯为了排挤沈鲤、郭正域等人，便指使党羽将与郭正域有关的人网罗进案中，以此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两次妖书案虽然都与国本之争有关，但究其实质而言，仍是朝廷党争的另一种形式，其产生的后果和变异，恐怕连幕后主使者也始料不及。
不过纵使郑妃、福王再得宠，但也斗不过祖宗家法和士大夫的信仰，李无忌满腔智计，也无从使出。
随着士大夫们的压力，福王被迫就藩，再无翻盘的机会。
李无忌是一个精通相学术数的人，他当日看见朱常洛，就认定他是福薄之人，如此福薄，不应为君，而这个福王呢则人如其名，一副福相，福泽深厚，有人君之相，朱常洛登基一月而崩，证实了他的推论。
李无忌观看朱由校之相，暗中打听来朱由校、朱由俭生辰八字，俱是福薄和短命之人，他必须做一些布置和应对措施才行呀！
李无忌居江湖之远，身处藩国，却时刻关注朝中政局，令他讶异的是，朱由校没有多少学问，却将朝政处理得井井有条，各种难事和危机也一一化解，在处理历代最艰难的财政问题时，居然是处理得游刃有余，这就令李无忌惊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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