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之为大明最后一个圣人王阳明，一生都是行为主义者，一副你爱谁谁，反正我就是干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王守仁反对把孔、孟的儒家思想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戒律，反对盲目地服从封建的伦理道德，而强调个人的能动性，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哲学命题和“知行合一”的方法，具有要求冲破封建思想禁锢、呼吁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意义。
王阳明广收门徒，宣传他的思想主张，史称“阳明学派”
这也就是所谓的知行合一！
第二个就是戚继光，他主要是因为他带兵平定南北，南征倭寇时期的岑港之战，台州之战，福建之战，兴化之战以及最后的仙游之战直接将南方的倭寇之患平定了。
俞大猷和戚继光也被称之为俞龙戚虎。
之后戚继光再次北上，前往北方抵御鞑靼，戚继光镇守的蓟门固若金汤，北蛮子无法攻入，于是转而进犯辽东，戚继光率兵增援，协助辽东守将李成梁将其击退。
在张居正上位其间，明朝再次达到了一次鼎盛。
所以作为武力保证之一的戚继光也收到了南方双方的百姓拥护和爱戴！
另外再在这里说一下，张居正作为实行“一条鞭”法的大能，他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这位贪污受贿的本事同样不少。
张居正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
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
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
万历六年，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
，到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所以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入。过去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如今统一征收，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贪污。
关于徭役征派，过去有里甲、均徭、杂泛之分。里甲按户计征，不役者纳“门银”（户银）；均徭、杂泛按丁分派，应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应服）、银差（纳银代役）之分。
如今取消里甲之役，将应征的全部门银，同丁银合并一起。
“丁银”的计算办法，是将力差的“工”（劳动）和“食”（服役期间全部生活费用）折算为银；
如“银差”则按纳银数再加收少量“银耗”（碎银化铸银锭时的损耗），然后全部役银以“丁”和“地”或（田粮）两大类因素统一考虑编派征收，即所谓“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自此，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丁的负担也部分转到“地”或“粮”中。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
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
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
不过从良心和大局上说，，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
《明史》对他的记载最是中正：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
而《明神宗实录》的记载则是最为详细，性沉深机警，多智数。及赞政，毅然有独任之志。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惜其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但是这么一个人，他贪污了么？标准答案，他贪污了，而且贪污的很厉害！
南京刑部尚书殷正茂曾贿送他两个金盘，盘中各植高达三尺的珊瑚。据《万历十五年》说，追赃上缴的各种财物约值十万两以上，其子供称还有三十万两寄存各处，抬进宫门的抄没财物达一百一十扛。
便是戚继光都曾经送了他不少东西，其中南方海里专属的海狗宝，那也是常年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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