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雍王殿下还要借吐蕃公主所谓的汤沐邑问题向朝廷进行奏报请示，或者说是纠缠，所以蕃国公主入京也就没有安排什么迎接的仪仗，仅仅只是一路甲兵引领兼护送入城。
入城后，行台也并没有为这位蕃国公主安排什么官邸安置，只是在长安城东选择了一处此前抄家没官的闲邸给其居住。
如此低调的处理，以至于除了一些行台显职要员，长安城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长安城有这样一位身份不凡的蕃国显贵到来。
这倒也谈不上怠慢，且不说雍王殿下还打算就此事借题发挥，吐蕃如今与大唐邦交本就马马虎虎。甚至就连皇太后武则天那么爱夸耀威严的一个人，早年革命之际吐蕃遣使来贺，都没有做什么大肆的宣扬。
吐蕃公主入城坊居之后，存在感就变得更加薄弱，除了驻邸保护兼看守的一路甲兵之外，大行台仿佛彻底忘了这样一个人的存在。甚至就连引之入朝的郭元振，都彻底没了踪迹。
郭元振之所以不来访问，除了避嫌之外，也的确是因为没有时间。回到长安之后，他便获得了一个新的职位，即就是长安县主簿。
对于这一任命，郭元振也颇感诧异。他本以为按照他的仕途履历，以及雍王殿下对他的遣用看来，他接下来要么继续留任蜀中，要么便转往陇右投身戎旅，却没想到被直接留在了长安担任主簿。
当然无论郭元振本身是什么想法，雍王殿下既然有此任命，他自然也就只有领受的份。更何况，长安县作为京畿县治，这一任命本身就是超格的提拔。
除了有些怀念在吐蕃境中带着蕃兵去打蕃部的金戈铁马的生涯之外，郭元振对此自无半分不满，一俟领命便美滋滋的上任。长安县事务本就杂多，眼下又适逢秋季租调入库的繁忙时节，一旦入事，自然便再也没有时间与精力去过问其他。
更何况，关于如何处理那吐蕃公主，雍王殿下自有主见，郭元振再怎么想不开，自也不会再去妄作过问。
李潼虽然表态说要先见一见那蕃国公主，可一旦忙起来，这件事就被抛在了脑后。
且不说与朝廷交涉的问题，各种军政事务的处理，就已经让他忙得不可开交，甚至就连迎接兄长入京都需要提前调配事务、抽出时间。
而且行台眼下还有一项颇为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亲自处理，乃至于全程关注，那就是诸路边军选送入长安宿卫的甲伍已经陆续入京。
这是一支直接归属于他统领的卫队武装，李潼甚至都不想让行台干涉太多，诸事都要亲力亲为。大到营伍编制的组建，小到每一匹战马、每一领战甲，几乎都要亲自验看。
诸甲士虽然都是出身边镇行伍之中，但眼下大唐还未形成盛唐时期那么鲜明的边军武装团体，未来李潼也不打算任由此类趋势发展。
府兵制度虽然已经名存实亡，但其番代宿卫的传统却仍值得保留下来，所以对于这一支未来极有可能会成为真正中央禁卫力量的军队，他也自然希望能够在方方面面都留下自己的个人烙印。
为此李潼甚至没有沿袭唐军原本的营伍组织，而是借鉴后世陆军的连营编制，将士伍进行更加细致的整编与配给。
当然并不是说后世的组织结构就一定好，毕竟作战环境、作战方式和武装水平都有着极大的差别，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中央宿卫军队虽然职责很重要，但其军事活动与作战环境却很单一。尤其各种仪仗行动占用了大量的宿卫时间，李潼历事南北两衙，对此自有深刻感触，再精锐悍勇的甲士，如果长期只是如此，战斗力也实在是无从保证。
而且禁军由于长期接近权力中心，特别容易受到权势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层将校中存在着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中宗朝节愍太子李重俊，景龙年间发动政变，尽管拉拢了一批禁军高层将领诸如李多祚、李思冲，包括宗室中的成王李千里，但最终还是折戟于玄武门前。
而在中宗驾崩的唐隆年间，策划政变的李隆基便充分利用禁军中层的力量，甚至就连钟绍京这个不属于禁军体系的宫苑总监都发动太监、宫女们参与政变。韦后尽管安排了其韦氏子弟占据了两衙禁军大量位置，但还是被以下克上的搞定。
有鉴如此，李潼并不打算给他所组建的这支卫队组建太大的作战单位。
各边督军使各选千人入京，这一万人的边军精锐，便是长安城卫最核心的力量，这一万人被浅分为四军，称为中四军。在这中四军的基础上，李潼又设内卫四营。
除了各边军伍入卫长安之外，还有关内诸州团练，也要在今冬之前于长安城集甲两万进行演武，这一部分兵力，则就编为外八军。
诸军虽然各设军主，但只负责军士集散、日常操练等营伍。凡内外拱从，主要以营为单位进行调度。
至于内卫四营，则就更加细致，营中分设左右营主为左右驾，合契典兵，两驾之下设有八班，每班十六人，从兵长到营卒，番期俱为三个月。
这所谓的班，倒也不是直抄后世的编制单位，而是源出于亲王亲事府执仗亲事十六人，执乘亲事十六人。十六人为一班，便是内卫四营的基本战斗编制。雍王每入宿或出行，四营各抽两班分左右驾，或宿卫、或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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