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举措的背后，同样能够反映出刘文济的一些心理。作为一个合格且腹黑的皇帝，他即便有动情的一面，但更多是一个帝王的器量，那种唯我独尊、孤家寡人的气质。
或许在得知太子刘继礼薨逝的第一时间，伤心之余，他的潜意识里就已经琢磨起“如之奈何”的事情了......
而陈巍密报的，则济南公刘继德在章德太子薨逝之后及丧期之间的一些表现，其中有几点，十分致命。比如，在太子丧讯传至时，刘继德正与一干宾客饮宴，闻讯先喜而后哀；
比如，治丧期间，刘文济让诸皇子为兄长守灵，刘继德昏昏欲睡，极不耐烦，后又于府中与姬妾嬉戏，口出狂言；
比如，章德太子下葬后，朝廷册立新太子的呼声渐起，刘继德又召集幕僚宾客密议，内容大致是如何联络收买朝中大臣，争夺太子之位......
当这些情况从陈巍这里得知时，刘文济虽然保持着一个帝王怀疑一切的习惯，但情绪也明显受到影响，语气都阴冷了下来，目光冷冽而锐利地盯着陈巍：“这些情况属实？”
“句句属实，济南公言行举止，甚少遮掩，证人颇多，随时可供陛下查核！”陈巍以一种谨慎的姿态，向刘文济保证着。
闻之，刘文济沉默了，好一会儿后，疲惫的声音方从嘴里吐出：“朕知道了！你退下吧，济南公府的一举一动，交结了什么人，又有谁响应，都给朕如实记录！”
待陈巍离去，刘文济不由挺直了上身，整个人周遭仿佛环绕着一股阴沉之气，气息也慢慢急促起来，终是忍不住怒斥一声：“蠢材！你也想当太子！”
虽然内心愤怒不满，但刘文济再一次深刻地认识到，新太子是他与大汉帝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几乎伴随着他整个统治末期生涯。
而围绕着新太子的推举，快速地在帝国上层形成了一个政治旋涡，几乎将所有中枢朝臣都吞噬其中，只要在这个权力场间，少有能置身其外者。
在这件事上，大汉帝国上层的权贵们，似乎都一一苏醒了，包括那些家世显赫，但在岁月流逝之下，已经渐渐边缘化的开国公侯，元从故旧。而这种斗争，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勋贵大臣们，实在给了皇帝刘文济半年多的缓和时间，希望他能从丧之之痛的阴影中恢复过来。因此，一直到建隆二十年春，随着京畿道布政使柴熙让（前以吏部尚书职出任）上奏，请立太子，早定国本，这场酝酿了半年多的暗流，终于彻底暴露了出来。
紧随柴熙让之后，请立太子的奏章有如雪片一般飞向皇帝刘文济，这还是明请的，还有诸多旁敲侧击、拐弯抹角，以各种形式向皇帝暗示的，类似的奏疏，十张皇帝御用大案都盛不下。
而这种风正式吹起来之后，在没个确切的结果之前，就很难平复下去了。随着“册立太子”的呼声甚嚣尘上，遍及朝野，对储君的意见，朝廷内部也逐渐正式地分裂成三派。
睢阳公刘继英以及皇长孙刘维箴，这是最核心的两派，还有一派，则是持“中立”态度，准确地讲，遵圣谕而行。但不论哪一派，在请立太子的事务上，态度是一致的。不管是存有怎样心思与谋划，太子该当及早确立。
而刘继英、刘维箴两人支持者们之间的争斗，也形成了开国以来帝国在继嗣问题上第一次尖锐的、大规模的政斗，影响之深远，甚至一度使朝政糜废。
双方从大方向上，代表了自世祖时代起就延续下来的两股势力的斗争，贵庶集团的角力。支持刘继英的，当然是以杨氏为首的军功贵族们，刘维箴则以庶族官僚集团居多，同时，也不乏贵族支持，毕竟杨氏树大招风，难免引人嫉妒，另一方面，在杨家也很难完全代表帝国的军功贵族阶级。
这也导致两者之间，实力与影响相对均衡，因此，如果仅凭臣僚们自己推戴拥立，是很难迅速出一个结果的。事实上也是如此，从建隆二十年，一直到建隆二十二年，为了将目标对象扶上位，帝国的权贵们是绞尽脑汁，各显神通，从鼓噪推戴，迅速演变成相互攻讦，一场大型的党争，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在刘文济统治时期出现了.....
朝廷的风气，为之一改，建隆时代维持了二十年的清明政治，也不可避免地多了几分污浊与阴霾，甚至从中枢，传导至地方，最夸张时，连一边远州县官吏，都不禁参与到太子的讨论中来，其中不乏用自己的办法表明支持之意。
这样的局面，是远超很多人最初之意料的，没人能想到，太子之位能拖这么久，而造成这样的结果与影响，皇帝刘文济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
因为，一切的本质，还在于刘文济内心的犹疑。
同诸权贵大臣一般，刘文济对继嗣之君的人选，也是从刘继英、刘维箴二者之间考虑。但最终选择谁，却难有个果断的决定，每个人，都让刘文济顾虑重重。
刘继英，性沉稳，有志气，涵养足，是一个标准的皇室教育出的精英，虽然少锻炼，但毕竟还年轻，极具培养价值，未来可期，身份上也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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